2016年10月5日 星期三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何炳棣《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

何炳棣《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

何炳棣這本《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與許抗生的思路相近,甚至可以說,何炳棣只是把許抗生比較《孫子兵法》與《老子》的部份加以放大,同時忽略其他部分。說何炳棣只是「放大」許抗生的思路,完全是基於兩人文章、書籍的發表先後而論。因此,我們除了無法在何炳棣的文章裡看到任何對歷代《老子》引文的反駁,也看不到任何針對正方學者所提出的論點的反駁。若以發表時間而論,何炳棣發表此文之前,正方學者也已經提出「叔向」明引老聃的「證據」。可惜,如此重要的證據,竟然被完全漠視與忽視!
  收錄何炳棣這篇謬論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為他上承許抗生、下啟尹振環(何炳棣此書大讚尹振環《帛書老子釋析》,尹振環又於《重識老子與《老子》》一書大讚何炳棣此書所得出的結論,並以此補強其疑古謬論,互相追捧的事實已經不需要多做解釋!),尹振環的專著是在郭店竹簡《老子》面世後,利用何炳棣的「結論」,結合自己從郭店竹簡《老子》研發出的新武器撰寫而成的。而這三人的共同點都是利用了《孫子兵法》是春秋末年成書的事實來企圖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但這裡所牽涉到的一個基本邏輯是,就算退一萬步來說,《老子》的作者看到了《孫子兵法》,甚至受到了《孫子兵法》的影響,試問,難道春秋時代的人就不能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就不能引用《孫子兵法》?就不能模仿《孫子兵法》?所以只要某書的文章中出現與《孫子兵法》「相似的東西」即使彼此完全不存在任何「引用關係、實際引文」,都能被說成是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都能因此得出結論說,一本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著作「只能」是戰國時人的著作?這是在考驗大家的常識?考驗大家的邏輯思維、推理能力?還是在考驗大家的耐心?
  何炳棣這本書最神奇的地方並不在於他依靠非常少的「線索」編造出非常多又複雜曲折的「故事」,並成功的「說服」或「震驚」了尹振環「等」學者,而是這本放大了《孫子兵法》作用的書籍,在解決《孫子兵法》這件纏訟數百年的公案時居然可以幾乎不提、不反駁任何主要的疑古論點(只提齊思和的相關論點),便宣稱《孫子兵法》是一本春秋時代的著作!然後再以此出發,用完全不符合常識、邏輯與客觀證據的做法,用《孫子兵法》來下拉《老子》的成書時間。雖然何炳棣沒有提出什麼堪稱「新鮮」的證據,但因為何炳棣院士身分,以及此書出版後陸續被疑古派收編到相關論文集之中,因此最終決定在此做一次性反駁!

朔雪寒駁

何炳棣以《孫子兵法》考證為「根基」,以《孫子兵法》為春秋末年所著之事實來企圖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而何炳棣的做法只是把一個不能被證明的事實:「老子看過《孫子兵法》」,拿來硬套在孫、老兩書的「相似處」之上,而把「相似處」當成「引用關係」,並把那些關於「叔向」的「明引、引用關係」直接忽略!於是主張這些「相似處」是《老子》作者剽竊《孫子兵法》的「證據」,並以此為出發點來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
  為了從根本處來解決謬論,因此在沒有任何客觀證據證明老聃看過《孫子兵法》、《老子》或老聃引用過《孫子兵法》的文字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退一萬步來假設老聃看過《孫子兵法》並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那麼試問,為什麼因此《老子》就不能是老聃寫的?歷史上有誰能證明老聃在《孫子兵法》成書下限的前512年就死了嗎?而且如果老聃在此之前就死了,他怎麼可能引用《孫子兵法》?如果老聃活到了《孫子兵法》成書以後,為何《老子》就非得是一本「戰國時代」的著作?這種從最根本、最核心的地方就錯了的謬論,其實真的沒有反駁的必要,但如果逐一反駁,疑古派又必然以為是無法反駁!因此,筆者最終還是把相關反駁逐一寫下。
  從本書〈孫子與老子〉所揭示、搜索出的關於這兩本書的春秋時代引文可知,春秋時代引用《孫子兵法》同時也成書於春秋時代的書籍就有《鄧析子》、《文子》。若以師承脈絡而論,不僅孔子引《老子》、子路引《老子》、子夏與孔子談到老聃的思想語言,甚至子夏的弟子穀梁赤都引用了《孫子兵法》。試問,即便老聃真的看過《孫子兵法》並受到影響,為什麼《老子》就非得是一本戰國時代的書?若以「理、據」而論,何炳棣滿心以為可以改寫中國學術史的一本書,僅僅根據這麼簡單的一個邏輯問題甚至常識問題,就可以終結他的謬論了!
  根據本書〈《老子》成書時間考〉的結論,老聃見孔子在前511年,因此《老子》的成書時間確實在《孫子兵法》之後。但根據幾個理由,我們不但不能證明老聃看過《孫子兵法》,甚至相反的,我們可以發現老聃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遠低於老聃沒有看過的概率。
  一、在〈孫子與老子〉所得出的結論中,我們發現兩書絕不存在任何互相引用或單方引用對方的情況與證據。這是客觀事實,不容他人狡辯!
  二、《孫子兵法》成書於前512年八月以前。而「孔子見老聃在前511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食發生之前……則前511年十有二月辛亥日以後可以定為《老子》成書之上限,考量到孔子離開周朝的時間不確定,以及老子出關與寫書所需時間,顯然都不可能在前511年結束前完成。因此,《老子》成書之上限可以定在前510年。」《老子》成書的上限與《孫子兵法》成書的下限過於接近,依照當時的環境,包括書籍傳播的速度、孫武的名氣,老聃告老退休後(離開周朝的正當理由)再西去秦國等事。老聃在寫出《老子》前看到《孫子兵法》的概率並不高。
  三、孫武是在前506年之後才大鳴大放的,在此之前《孫子兵法》究竟是孫武在獻給吳王闔閭之後,便在市面上印行發售,或者直等到前506年,《孫子兵法》才開始傳播到整個天下。我們根本無法確定。而前506年,老聃是否還活著,我們依然無法確定!
  四、由於「叔向引用《老子》的時間介於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之間,以叔向在魯襄公十一年為二十歲計算,則前502年當其八十歲時。鄧析的引文在前501年以前,伍子胥的引文在前484年,子路的引文則發生在前484年冬季前,可能早於伍子胥,但難以確定。」因此,前509年這個時間點與《孫子兵法》成書下限太接近。
  五、由孔子特地向魯昭公申請去周朝向老聃學禮,關令尹喜知道老聃要過關就強迫他留下墨寶,以及叔向向當時的菁英管理層也即晉國六將軍之一的韓平子引用老聃,這三件事綜合看來,老聃的名氣是在他書成之前便已經具備的!那麼如果這之前有老聃的「話」被廣為流傳,那麼「老聃影響了孫子的概率」與「孫子影響了老聃的概率」誰比較高,就很難判定了!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以推論,老聃一生從來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非常高,而老聃在《老子》成書之前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更高,遠比老聃在《老子》成書前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更高。即便我們無法根據後四點得出一個「精確」的概率與「必然性結論」,但如果按照當前可見的所有資料關於兩人事蹟言行的記載,以及兩書之間不存在引用關係的事實(也即第一點),則老聃的《老子》沒有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客觀事實」既無法反駁,也必須得到承認!
  但不管老聃究竟有沒有看過《孫子兵法》,老聃即使看過《孫子兵法》、即使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也都不影響他寫出《老子》。更不影響《老子》為春秋末年著作的事實!而類似這樣的違背基本常識的說法與考證,普遍的存在於疑古者的文章之中。其中可以與此相提並論的就是「尚賢」是「墨子」「首創」的,因此「反尚賢」必須在「尚賢」之後,於是只要某書「反尚賢」那麼這本書就得成書於「戰國時代」!而不管墨子的學說與主要主張必然不是在其死後才存在的事實!何炳棣也一如其他疑古者一般繼續用「尚賢」當成證據,而說:「但反對墨家尚賢論是《老子》一書的原始組成部分應無可疑。反命題必然後於命題才出現是思想史研究上的鐵律!」試問:究竟誰證明了墨子是戰國時人?
  從本書〈孫子與老子〉所揭示、搜索出的關於這兩本書的春秋時代引文可知,不僅略晚於《孫子兵法》成書的《老子》沒有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是《孫子兵法》受到了《文子》中成篇於《孫子兵法》之前的文章中的「老子曰」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是黑紙白字的引文關係,而非什麼思想相近的論述!而春秋時代引用《孫子兵法》同時也成書於春秋時代的書籍就有《鄧析子》,《鄧析子》不僅引用了《孫子兵法》,也引用了《文子》。若以師承脈絡而論,不僅孔子引《老子》、子路引《老子》、子夏與孔子談到老聃的思想語言,甚至子夏的弟子穀梁赤都引用了《孫子兵法》。那麼試問,即便老聃真的看過《孫子兵法》並受到影響,為什麼《老子》就非得是一本戰國時代的書?若以「理、據」而論,何炳棣滿心以為可以改寫中國學術史的一本書,僅僅根據這麼簡單的一個邏輯問題甚至常識問題,就可以終結他的謬論了!
  根據本書〈《老子》成書時間考〉的結論,老聃見孔子在前511年,因此《老子》的成書時間確實在《孫子兵法》之後。但根據幾個理由,我們不但不能證明老聃看過《孫子兵法》,甚至相反的,我們可以發現老聃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遠低於老聃沒有看過的概率。
  一、在〈孫子與老子〉所得出的結論中,我們發現兩書絕不存在任何互相引用或單方引用對方的情況與證據。這是客觀事實,不容他人狡辯!同時如果考量到《文子》部分篇章的發表時間早於《孫子兵法》一事,而兩本書中有重複的文字存在,則不僅不是老子受到孫子的影響,恰洽是孫子受到了老子的影響!往後的兵家如吳起、孫臏、商鞅、尉繚,都徵引了老子,也都無一例外的受到了老子的影響!
  二、《孫子兵法》成書於前512年八月以前。而「孔子見老聃在前511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食發生之前……則前511年十有二月辛亥日以後可以定為《老子》成書之上限,考量到孔子離開周朝的時間不確定,以及老子出關與寫書所需時間,顯然都不可能在前511年結束前完成。因此,《老子》成書之上限可以定在前510年。」《老子》成書的上限與《孫子兵法》成書的下限過於接近,依照當時的環境,包括書籍傳播的速度、孫武的名氣,老聃告老退休後(離開周朝的正當理由)再西去秦國等事。老聃在寫出《老子》前看到《孫子兵法》的概率並不高。
  三、孫武是在前506年之後才大鳴大放的,在此之前《孫子兵法》究竟是孫武在獻給吳王闔閭之後,便在市面上印行發售,或者直等到前506年,《孫子兵法》才開始傳播到整個天下。我們根本無法確定。而前506年,老聃是否還活著,我們依然無法確定!
  四、由於「叔向引用《老子》的時間介於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之間,以叔向在魯襄公十一年為二十歲計算,則前502年當其八十歲時。鄧析的引文在前501年以前,伍子胥的引文在前484年,子路的引文則發生在前484年冬季前,可能早於伍子胥,但難以確定。」因此,前509年這個時間點與《孫子兵法》成書下限太接近。
  五、由孔子特地向魯昭公申請去周朝向老聃學禮,關令尹喜知道老聃要過關就強迫他留下墨寶,以及叔向向當時的菁英管理層也即晉國六將軍之一的韓平子引用老聃,這三件事綜合看來,老聃的名氣是在他書成之前便已經具備的!那麼如果這之前有老聃的「話」被廣為流傳,那麼「老聃影響了孫子的概率」與「孫子影響了老聃的概率」誰比較高,就很難判定了!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以推論,在只考慮《孫子兵法》與《老子》的情況下,老聃一生從來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非常高,而老聃在《老子》成書之前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更高,遠比老聃在《老子》成書前看過《孫子兵法》的概率更高。即便我們無法根據後四點得出一個「精確」的概率與「必然性結論」,但如果按照當前可見的所有資料關於兩人事蹟言行的記載,以及兩書之間不存在引用關係的事實(也即第一點),則老聃的《老子》沒有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客觀事實」既無法反駁,也必須得到承認!但如果考量到《文子》的存在,則一如〈孫子與老子〉所揭示的引文關係與證明,以及部分《文子》篇章的發表流傳遠早於《孫子兵法》成書之前的事實,則恰恰是孫子的《孫子兵法》受到了老子的影響而非相反!
  但不管老聃究竟有沒有看過《孫子兵法》,老聃即使看過《孫子兵法》、即使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也都不影響他寫出《老子》。更不影響《老子》為春秋末年著作的事實!而類似這樣的違背基本常識的說法與考證,普遍的存在於疑古者的文章之中。其中可以與此相提並論的就是「尚賢」是「墨子」「首創」的,因此「反尚賢」必須在「尚賢」之後,於是只要某書「反尚賢」那麼這本書就得成書於「戰國時代」!而不管墨子的學說與主要主張必然不是在其死後才存在的事實,更不管墨子推崇「尚賢」是拿古代聖王的事蹟來做為典範案例!何炳棣也一如其他疑古者一般繼續用「尚賢」當成證據,而說:「但反對墨家尚賢論是《老子》一書的原始組成部分應無可疑。反命題必然後於命題才出現是思想史研究上的鐵律!」試問:究竟誰證明了墨子是戰國時人?
  依照本書〈先秦諸子與老子.墨子〉的資料,則「墨子想見楚惠王,而楚惠王以自己年老推辭,則至少五十歲以上,則約當前455年。不管如何,有一點是完全可以確定的,就是墨子見楚惠王的時間下限是前432年。」同時,墨子還能見曾子、見魯陽文子。曾子生於前505年,為孔子弟子。就算把曾子當成曾子的兒子曾申來看待,兩人能差幾歲?而魯陽文子是「楚平王之孫,司馬期之子」,「(楚平王之子)楚昭王死於前489年,而司馬子期、令尹子西年紀都比楚昭王大,兩人在前479年都死於白公勝之亂,楚昭王則死於前489年。如此,則魯陽公既然是司馬子期之子,當生於前479年以前,年紀也以比繼位的楚惠王大為最大可能。若以前479年時二十歲計算,則其六十歲當前439年。」春秋時代結束於前442年,學者也不可能否認墨子與楚惠王、曾子、魯陽文子的紀錄,而這些人與墨子的交集時間大部分都在春秋時代,試問憑什麼說墨子是戰國時人?憑什麼認為「首創」「尚賢」的「墨子」他的「尚賢」學說不是在春秋時代就已經被墨子自己廣為「傳播」了?如此一來,試問:既然不能證明墨子的「尚賢」是在「戰國」時期才出現的,依照墨子與這些大人物見面的時間來反推他的影響力與活躍時間,那麼就算退十萬步來說:「反尚賢」是在「墨子」提出「尚賢」之後才「能」「有」的事情,何以見得這本「反尚賢」的書就得是「戰國時代」的書?

  〈墨子.尚賢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
  〈墨子.魯問〉: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說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遙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由引文可見,墨子生前「確實」(簡直是常識)就已經大力在推廣「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事鬼、兼愛、非攻」的思想,試問:難道要反墨子就一定得等墨子死後才能反?因此,企圖用《孫子兵法》與墨子「尚賢」說來下拉《老子》的年代的學者們,是不是應該先把基本常識與基本邏輯推理能力給補足!
  何炳棣既然在一個基本常識、基本邏輯上就錯了,更無法找到任何直接引用的根據,那麼何炳棣關於拿《孫子兵法》、《老子》兩書的比較來編故事、做結論的做法,我們已經不需要再去做任何多餘的批評。有興趣的讀者,對何炳棣與筆者《孫子兵法論正》的相關論述進行比較,即可明白。以下,僅挑選一些書中荒謬可笑的片段加以簡短批評。
  何炳棣引〈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趙簡子問於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三后(虞、夏、商)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而稱:「本節上引《孫子》:『故兵無常勝,水無常形……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這些語句,從觀念或修辭比喻方法來觀察,無一不確鑿地反映其春秋末葉的『當時性』。」可是同樣的標準,一碰到了孫子與老子的眾多相似性時,何炳棣宣稱的這種「當時性」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變成了《老子》的作者「剽竊」了《孫子兵法》的相關文句!不得不說,這種雙重標準已經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何炳棣在明知道「仁義」最早可見於《孫子兵法》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繼續用梁啟超的「仁義」說推翻司馬遷關於老聃寫《老子》的記載,不得不說,這種雙重標準已經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試問:既然同為春秋末年的《孫子兵法》能用「仁義」,何以《老子》不行?
  何炳棣在明知道孫子、老子、孔子都有愚民思想的情況下,仍然用愚民思想的產生來下拉《老子》的成書時間,不得不再次說,這種雙重標準已經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一本備受其他院士、專家追捧的書,一本宣稱要改寫學術史的書,我們隨意就能從中找到三則「雙重標準」的論述,而這些論述都是何炳棣所賴以推論的重要證據!這樣的學術界,也確實不得不令人感慨萬千!
  在〈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這一章中,何炳棣以為〈孫子兵法.九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死,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坐者涕沾襟,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故善用軍者,譬如衛然。衛然者,恒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敢問:賊可使若衛然乎?曰:可。」這是吳王闔閭與孫武的對談記錄,這是疑古者常犯的因為知識匱乏所產生的謬論。首先是他不明白何謂「自問自答體」,其次這與他自己的的結論自相矛盾。試問:如果這是孫武與吳王闔閭的對談,那麼不就表示孫武與吳王闔閭對談時這本書還沒完成嗎?那不就表示《孫子兵法》並不成書於前512年嗎?而何炳棣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於是說:「所以我們不能排除十三篇進呈之後,偶或有增添的詞句。」果真如此,試問難道孫子不能在這個過程中看到《老子》,並受到《老子》的影響,從而修改或添加一些文字?如此一來,《老子》的成書時間還能在《孫子兵法》之後嗎?須知,不僅鄭國的鄧析看過這兩本經典,甚至伍子胥也看過這兩本經典,那麼如果何炳棣這種因為不明白文體而產生的謬說能成立,《老子》的成書時間還能確定晚於「不再更動」後的《孫子兵法》嗎?
  何炳棣在這一章中所提的反駁疑古派的論點實在非常少,並且多數使用「應該」如何來下「結論」,整篇多數文字與孫武及《孫子兵法》無關,絕大多數有關的部份也只是在利用邏輯謬誤「訴諸權威」來企圖進行「佐證」!這樣的文章既沒有反駁疑古派的主要論點以及全部論點,更沒有對春秋時代的總總與《孫子兵法》相關的特徵進行描述與介紹,連作者自己也都只能用「應該」來下結論,試問這如何可能得出什麼定論?
  在〈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一章中,何炳棣沒有進行科學的舉證工作,而是遵循疑古派的優點:編造故事!論證過程甚至比其他許多早期的疑古者如梁啟超等人還要草率,而結論就是「老子……就是周太史儋」!而其理由有五點:
  一是關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的周太史儋的相關記載。何炳棣在不需要任何證據下就說這與〈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的其他(傳記主體人物)記載不同,「這是見於秦國檔冊的記錄。」那麼試問,何以見得孔子見老聃不是「於周朝檔冊的記錄」?不是「於魯國檔冊的記錄」?孔子畢竟是接受魯君授權前去向老聃學禮,且老聃身為周朝官員,孔子代表魯國前來習禮,難道不該記錄?
  二是引用畢沅對於「儋、聸、聃、耽」音義皆同的證明,於是就「斷定太史儋就是老子」。荒謬性不言可喻!按照這種邏輯,整個春秋戰國時代的人口必然銳減!我們可以用「聃、耽」的混用實況,來證明《呂氏春秋》的「老耽」就是「老聃」。但我們無法用這種混用通假來證明「周太史儋」這位不知道姓氏的人、這位與老聃的職位不同的人、這位司馬遷都明白指出不是老聃的人,因為一個字的通用而變成了老聃!
  三是何炳棣提出司馬遷算錯孔子死後至太史儋的時間距離,「可能是司馬遷倉促誤讀手邊一項簡牘而推錯的。」於是何炳棣將〈周本紀〉、〈秦本紀〉、〈封禪書〉「互核」推出相距是一百零六年的結論。卻沒發現這些記載本身的文字差異。同時,即使司馬遷沒有算錯,這又與老聃是周太史儋有何關係而可以成為一項證據?
  四是「如果老子和太史儋確是一人,那麼他見秦獻公時年六十六、六十七歲。即使把老子生年上下各伸縮十年,他過訪秦國時年在五十六與七十六之間也還是在情理之內的。」何炳棣發表此文時已經是2000年,結果他居然還是沒發現一個基本的屬於先秦時代的常識,試問為何老子只能有一個?只能有一個的「老子」的意義是什麼?這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狀況嗎?須知孫子有好幾個,東周有好幾個「X子」的情況並不罕見,並且好幾個「X子」同時存在的情況也不是沒有,因此這算是什麼證據?
  五是「『周太史儋』這個稱謂也非常符合〈史記.老子列傳〉開頭『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這樣陳述。」這樣都能成為一種證據?試問周朝從立國至今有多少太史?有多少守藏室之史?太史與守藏室之史是一樣的嗎?何況「司馬遷」在這段文字裡明明區分了「老聃」與「周太史儋」,結果何炳棣居然可以視若無睹!這種睜眼說瞎話的做法簡直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於是根據了這五項或相關或不相關,或非常薄弱的「證據」,就能得出「老子……就是周太史儋」的結論!試問這比起梁啟超等疑古者的手法來,難道能不是一種退步嗎?

  何炳棣一方面說:「一、《孫子》全書一慣稱『諸侯』(共十見),其餘泛稱『君』或稱『主』。而《老子》則稱『侯王』(四見)及『王』(六見)。這正反映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始稱王,齊、秦、韓、趙、燕、中山等國隨即相率稱王;所以《老子》不用『諸侯』而改用『侯王』一詞。二、與『侯王』稱謂息息相關的鬥爭對象已不限於《孫子》春秋晚期的列『國』,而擴展到『天下』(今本《老子》共五十一見)。雖然半數以上『天下』一詞用在哲學與形上的闡發,但用於政治及軍事鬥爭方面的也不少,尤其前後四見的『取天下』的口號和意涵是春秋晚期《孫子》書中所不見的。郭店楚簡《老子》〈十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這種與天、地、道並大的『王』正相當於孟子所企盼的能使天下『定於一』的國王,都是戰國中期才能出現的理念和願望。」且不談短短幾個文字,連《老子》用詞統計都能出錯。試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始稱王,齊、秦、韓、趙、燕、中山等國隨即相率稱王」符合事實?稱王如此容易?一個魏惠王稱王了,於是大家便馬上一起壯了膽子來稱王?整個稱王過程一如前章所引最晚從前334年持續到前318年,戰國時代的主要國家才「陸續」「稱王」完畢!所謂「隨即相率稱王」的說法,如果不是對戰國形勢嚴重不理解,如何提出?按照何炳棣的說法,老子不提「諸侯」是因為已經沒有「諸侯」?那麼泗上十二諸侯又是怎麼回事?泗上十二諸侯那種小不點的國家有本事「取天下」?沒本事取天下,能跟「王」相提並論?而被稱為「侯王」或「王侯」?或者疑古者接著就要把「王侯、侯王」解釋成偏義詞?而更荒誕的就是,何炳棣以前的疑古者完全忽略周王、楚王、吳王、越王的存在,何炳棣以後的疑古者繼續忽略!
  疑古者一方面用《老子》裡沒有使用「諸侯」而「做為」《老子》誕生於一個「王」的時代的「證據」,卻一方面忽略「周王」的存在,一方面拿著「諸侯」的戰車數量來質疑《老子》提到的「萬乘」?一方面說春秋時代的國家沒有達到萬乘的,一方面也絕對不用舉出任何戰國時代的國家達到萬乘的證據,更不用舉出春秋末年已經是國家兼併戰的末期的事實,試問春秋時代到戰國初期究竟又有多少國家被兼併、消滅?戰爭的增加是怎麼產生的?這些問題,不僅疑古者從來不提,甚至正方學者也未見有提到過的。沒歷史常識,儼然是會傳染的!
  何炳棣又說:「事實上。《史記》的〈周本紀〉、〈秦本紀〉和〈封禪書〉互核即可肯定太史儋見秦獻公是在獻公十一年(前374年),上距孔子之卒一百零六年。這個確鑿的年份具有拋錨定位的作用。四、如果老子和太史儋確是一人,那麼他見秦獻公時年六十六、六十七歲。即使把老子生年上下各伸縮十年,他過訪秦國時年在五十六與七十六之間也還是在情理之內的。……綜合以上的分析和討論,所有的線索似乎都指向同一結論──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就是周太史儋,約生於公元前440年左右。」綜合以上的引述,何炳棣一方面要證明《老子》不是春秋時代的老聃寫的,因此把「侯王」、「天下」這些《周易》便已出現的詞彙拿來當成一種證據,說什麼《老子》因為有了這些文字,因此必須等到前344年魏惠王稱王之後,其他王也馬上跟進之後,才能發生。結果為了把《老子》的作者說成是連姓氏都不知道、事蹟也始終只留下一條的周太史儋,又說周太史儋約生於前440年左右。試問,按照何炳棣自己的說法既然周太史儋約生於前440年左右、前347年見秦獻公,試問他憑什麼寫《老子》?他能活到前344年以後?魏惠王「稱王」之後,他馬上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自己生活了近一百年所接觸與使用的語彙全部丟棄?改用「新詞彙」?這種種荒謬透頂、自相矛盾、不合常識的論述,居然也能獲得部分學界專家學者的共鳴?豈不可悲!
  孔子曾感嘆:「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雖王可,其霸少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相關引文請見本書〈孔子與老子〉),「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這不是孔子說的?還是得等到魏惠王稱王了,孔子才能說?魏惠王那麼了不起?可以統一天下了?「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這些都不是「取天下」的相關論述?〈孫子兵法.謀攻〉:「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孫子兵法.九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是故,不養天下之交,不事天下之權;伸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也,國可隳也。」這些也都不是「取天下」的相關論述?所以孔子可以談取天下、孫子可以談取天下,就老聃不能談?這難道不又是雙重標準!何炳棣一方面企圖用孫子、孔子、墨子來下拉《老子》的成書年代,但從以上諸多引文,我們所能看到的除了不合邏輯與常識的推論、沒有證據力的證據,剩下的就是「雙重標準」!況且學者們要考證春秋戰國時代的事情,要翻什麼大案,難道不該先把春秋戰國時代最主要或拿來「考證」的幾個人物與事件先弄明白、記清楚嗎?
  綜觀全書,何炳棣既沒有處理《孫子兵法》的主要疑古謬論,更沒有對歷代學者早已經提出的歷代徵引《老子》的實例進行反駁!甚至連提都不提!一如其他疑古者如許抗生等人,不需要對歷代徵引《老子》的實例進行反駁。彷彿這些客觀證據從來就不存在一樣!而這些「徵引」文字絕大多數與今本完全相同,可以被完全忽視;那些《孫子兵法》與《老子》的相似文字甚至只是相似句法就要被放大成《老子》的作者抄襲《孫子兵法》!何炳棣一個人自我陶醉,何以眾多學者也隨著起舞!
  總結而論,何炳棣這整本書,破綻百出,多數只在藉由一點資料以編造出數十倍於資料篇幅的故事。但因為何炳棣院士的身分,加上院士、學者們互相追捧之下,這本書竟被某些學者認為儼然已經解決了學術界一大公案、並推翻了另一個公案!於是,何炳棣自稱:「本文的結論如無大誤,舉世漢學界理應公認《孫子兵法》為中國現存最古的私人著述。中國典籍、目錄諸學,學術、哲學諸史亦應重定座標!」
  最終,這樣的說法上了報,結果被網友舉證出許抗生才是第一個用《孫子兵法》來下拉《老子》成書時間的人。試問:何炳棣的貢獻又是什麼?推翻一個已經被前人「推翻過」的公案?但事實上,他們什麼也沒有推翻。因為客觀的證據證明,《老子》從未引用過《孫子兵法》!若論名氣,則老聃成名時,孫武還是默默無名之人,以致於吳王闔閭必須伍子胥屢次推薦才答應要見孫子一面,以致於吳王闔閭即使在看過了十三篇《孫子兵法》後仍不太相信孫子能用兵。而老聃的思想、話語若早已傳播出去,試問孫子是否會受到影響?可是如果沒有真憑實據,誰憑什麼把一個「相似性」莫名其妙的轉換成「引用關係、剽竊關係」?難道同一個時代的人彼此之間沒有「相似性」、智者彼此之間沒有「相似性」?關於春秋時代的智者在思想、修辭之間的相似性,可參考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思想交集表〉,如果何炳棣等人的「相似性」能當成一種跟「引用關係」具有相等效力的「證據」,甚至比「引用關係」具有更大的效力的「證據」,那麼根據這個表所能做出的所有推論,恐怕會先讓學界的專家們神經錯亂吧!

2016年10月4日 星期二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尹振環《重識老子與《老子》》〉

尹振環《重識老子與《老子》》

收錄尹振環的疑古論點,有幾個理由,一是尹振環吸收了許抗生、何炳棣關於《老子》與《孫子兵法》比較的基本路數,以此為新武器以攻擊《老子》。二是這是郭店竹簡出土多年後,利用郭店竹簡的發現,當成新武器來攻擊《老子》的疑古論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本書。好比許抗生利用馬王堆帛書《老子》來發展自己的疑古武器一樣、尹振環利用郭店竹簡《老子》並吸收了前面兩人《老子》與《孫子兵法》的「相似性」比較結論,以做為延續整個疑古謬論的主要武器。三是一如許抗生的書受到了張岱年的讚賞一樣,尹振環這本書則受到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的資助,被視為「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優秀成果代表國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以及毫無可疑的影響力。同時這本書出版於2005年,此前正方能提出的證據已經觸擊到了叔向的引文,如果全部加起來,叔向、子路、顏斶、尹文子的引文都已經被其他學者「率先」披露。但郭店竹簡的實物出土,以及其年代特徵,加上叔向、子路、顏斶、尹文子的引文陣容,顯然絲毫無法讓疑古學說消聲匿跡。
  基於以上的總總理由,筆者便將尹振環這本書當成最後一本批駁的書。至於其他也撰寫了不少郭店竹簡研究的疑古者們,實在已經無法讓人找出任何「新鮮」的東西來加以談論了。因此,筆者便以對這本書的疑古論點的反駁,做為本章的最後一章。

朔雪寒駁

做學術要講基本工,基本工下得不深,猶如練武不站樁一樣,腳步輕浮、難以穩扎穩打。尹振環等當代眾多註釋、校對《老子》者,實未見有深厚校對、訓詁功力的人。不幸的是,尹振環遇到了何炳棣,而何炳棣對於何謂訓詁、校勘、文字學也並不在行,結果何炳棣大大讚賞了尹振環,兩人開始了信件來往。而尹振環也把何炳棣對他的褒獎,認真起來!說穿了,如果何炳棣不具有院士身分、其資歷不夠精采(「1944年,與楊振寧一同考上中美庚款赴美留學生」)這種褒獎大概只有尹振環自己知道。但這種資歷本身與知識並不等價。尤其是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都是非常深的學問,而這些既非何炳棣的專長、更不是尹振環與一眾拿著郭店竹簡與馬王堆帛書的「異文」大作荒謬文章者所擅長的學問。
  於是在缺乏應有的文字、訓詁、校勘學等基礎知識的情況下,一個簡單的節選本(郭店竹簡),被整個學界,搞出了很大的名堂。而尹振環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尹振環把郭店竹簡與今本《老子》這個本來是一個節選本與全本的關係,「發揮」成一個粗稿(最古傳本)到完書(足本)的關係,於是那些節選本沒能選上的文字,全部都被尹振環說成是今本(含帛書本)《老子》對粗稿的「改動、補充、演進」。果真要這樣做文章,能不寫出個十幾萬字,都不算是一個懂中文的人!尹振環這種做法好比是把魏徵的《群書治要》節選本,當成是粗稿,然後把今本說成是後人從粗稿陸續整理、改動、補充、演進而來的一樣!這種荒謬性,已經難以用簡單的言語來形容!
  何炳棣關於周太史儋的總總謬論,既未能超越疑古派前輩,也沒有更新鮮的說法。尹振環除了完全繼承之外,也未能有所發揮!尹振環雖然借用郭店竹簡來延續疑古謬論,卻顯然知道老聃是春秋時人的事實已經無法否認,因此乾脆承認老聃的存在,以及司馬遷關於老聃的記載的真實性。而第一個矛盾點也就在這裡,既然承認了司馬遷關於老聃的記載,卻又否認司馬遷關於老聃寫作《老子》的記載,這種切割技術,在所有疑古學說中並不罕見!以上這些關於周太史儋、老聃的問題都已經不值得再多費唇舌,本書相關章節已經論之甚詳,不贅!
  尹振環為了抓緊《孫子兵法》這條「相似性」的線索,因此除了完全吸收了何炳棣的所有說法之外,同時另外開列一章以專門比對《老子》與《孫子兵法》,可惜也未能有更多的創見。若就《老子》與《孫子兵法》的比對而言,許抗生的比對顯然更合理、更多,可惜尹振環可以說完全忽略了許抗生的成果。加上尹振環對兩本經典的熟悉程度有限,以至於未能將兩書中眾多的相似處一一揭露。
  而尹振環的歷史功底也未能領先眾多疑古同行,在此僅舉幾例誇張荒謬者,如下:
  尹振環說:「孫武出身將門。其祖為將軍,伐莒有功;其庶祖田穰苴更是大名頂頂的大將與著名軍事理論家。」田穰苴何時變成了孫武的「庶祖」?孫武與田穰苴之間,司馬遷未曾說過兩人之間有任何血緣關係!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可言!同時,什麼叫做「庶祖」?這是什麼意思呢?豈不荒謬!
  尹振環說:「《老子》成書於戰國,也就是成書晚於《孫子兵法》一百多年。而《論語》成書於公元前420年左右,已成共識。可見孫武根本不可能去研究尚未問世的孔、老著述。更談不上孔、老對《孫子兵法》的影響,那麼孔、老有無可能受到《孫子兵法》的影響呢?孔子是不屑於研究軍旅之事的。〈論語.衛靈公〉: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尹振環顯然對孔子的事蹟並不熟悉,更顯然未能熟讀《論語》、《左傳》。孔子對衛靈公「說謊」,不過是因為不想教給衛靈公相關的知識,並非孔子不懂軍事。事實上,孔子最後被從衛國召回魯國終老,就是因為弟子冉求在幫季康子作戰時展露了軍事才能,引發了季康子的疑問,季康子這才從冉求口中知道原來孔子也是一個軍事專家,於是才派人請回孔子!說孔子不屑於軍事,那是對孔子事蹟的無知所導致的偏見!
  這些不過是尹振環在介紹他自己關於《老子》與《孫子兵法》的比較之前所做的論述,但卻已經犯下了可笑的知識性錯誤。至於《老子》與《孫子兵法》的比較既未見新鮮之處,也未能如許抗生的比較來得合理。而從實際的情況而論,兩書本無存在引用關係,加上成書時間極為接近,因此即便找到如何相似的「東西」,都無法證明什麼!至於相關更詳細的考證,請見本書〈孫子與老子〉,不贅。
  最終,我們就來談談尹振環根據郭店竹簡所「發明」的新證據,但其實我們也可以在完全的忽視這些,在郭店竹簡的基礎上,根據非全本的郭店竹簡《老子》與全本的《老子》之間的差異所發揮、創造出來的任何「論述」,便可以輕鬆的終結尹振環等人的相關謬論。這種「證明、反駁」之所以可能,乃在於我們已經搜集到最完整、完備的「歷代徵引《老子》」的用例。既然郭店竹簡根據科學鑑定可以確定是「戰國中期」的產物,而尹振環認為這是《老子》早期的樣貌而不是節選本,如此一來,只要我們將戰國中期以前的徵引記錄與郭店竹簡一一比對,甚至只要挑出其中明引的部份加以比對,只要這些引文有超出郭店竹簡範圍的明引實例,疑古者的說法便不攻自破,直白的說是「經不起事實檢驗」!
  但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理解一個關於郭店竹簡《老子》的基本事實。郭店竹簡《老子》分為甲、乙、丙三種版本,這些版本都有重疊的地方,並非是完全沒有重疊的版本或者是同一個版本。於是我們得問這些疑古者,一個不是同一個版本的東西,如何可以混淆成好像郭店竹簡就是一個「版本」一樣?試問,既然甲乙丙並不完全相同,那麼它們是根據什麼而來的?如果它們不完全相同,又不是節選本,怎麼證明它們「都是」最初或者是更早的版本樣貌?這種問題,任誰都無法回答出來!
  以下是郭店竹簡甲乙丙各個版本所牽涉到的今本章節號碼:
  郭店甲本:2、5、9、15、16、19、25、30、32、37、40、44、46、55、56、57、63、64、66。
  郭店乙本:13、20、41、45、48、52、54、59。
  郭店丙本:17、18、31、35、64。

  甲本、丙本重疊64章部分大段落,並且文字有差異。若說這是根據不同版本在不同時間點上的節選,是很合理的推論。從這種重疊處也能簡單證明,郭店竹簡本身只是節選本,而不是什麼「毫無根據」的早期版本樣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

  楚威王在位期間為前339年至前329年,在戰國中期結束前。而鐸椒作為他的老師,因為楚威王沒時間去把各國歷史看完,於是鐸椒根據「成敗」的標準,挑選了四十章,成為《鐸氏微》以供楚威王閱讀。而這種書籍,很明顯就是節選本。若往後推,歷代帝王要臣下整理前代古籍而成節選本以供其閱讀的例子並不少,最有名的莫過於唐太宗李世民要魏徵編的《群書治要》,《群書治要》做為各種古籍的節選本的大彙整,與楚威王時期的《鐸氏微》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古代為了帝王而製作出各種書籍的節選本,這種做法實為常態。而製作節選本也不一定只是為了為帝王服務。不管如何,郭店竹簡《老子》是節選本,在當時並未顯得突兀!至於郭店竹簡《老子》的編輯者是根據什麼標準來節選,我們已經不得而知。若說是以「儒家思想」為標準,那是毫無根據的說法。不僅孔子時,孔子處處受挫,僅有幾名弟子當官名顯天下,子思做官時也並不好過,子思的經歷甚至成為戰國學者嘲笑儒家的例子,到了孟子時,孟子又說當時的楊、墨的思想瀰漫著整個天下,儒家的影響力不如兩者。若以實際歷史而論,楚國受墨家影響的「歷史」顯然比受儒家影響的歷史來得清晰可見。《老子》誕生的時間,產生於儒家思想、墨家思想之前,要在這種情況下去揣度編輯者根據什麼思想或標準來挑選文字,顯然並不容易,也毫無必要!
  以下,我們就將郭店竹簡所有文字與徵引文獻做一比對。戰國中期的結束在前293年,而郭店竹簡的書寫年代不晚於前300年,因此徵引文獻的實例就引到這部份前後。
  老聃自引的部份,41、73、76,後兩章不在郭店三種版本的範圍內。
  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前或前497年,叔向明引老聃的話出自43、76,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485年,伍員引用的部份出自12,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479年四月己丑日前,孔子牽涉到的部份為25、48、58、63,其中58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484年冬季前,子路牽涉到的部份為70,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479年四月己丑日至前468年四月己亥日,言偃牽涉到的部份為38,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473年前,范蠡牽涉到的部份為80,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307年前,素問牽涉到的部份為1、2、64、77、80,1、77、80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鬼谷子牽涉到的部份為47,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約前369至前319年,尉繚子牽涉到的部份為11,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369至前319年,魏惠王(或《戰國策》作者)牽涉到的部分為81,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前339年至前329年,蘇秦對楚威王所說的部分為64。
  前311年至前301年,顏斶對齊宣王明引《老子》的部份為39,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齊宣王、齊湣王時,慎子明引《老子》的部份為22、39,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齊宣王、齊湣王時,田駢明引老聃的部份為14,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齊宣王、齊湣王時,尹文子明引《老子》的部份為57、62、74,其中62、74,不在郭店的範圍內。

  周太史儋之所以能名留青史,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預言了秦王朝將要興盛,而秦王朝也在最終統一了天下。因此,秦政府的檔案才能留到司馬遷寫《史記》時供其參考。相關事情,前面各章已經討論得非常清楚,《史記》中記載周太史儋的事蹟始終只有一件,分散在三處記載,其中一處放到了老子的傳記中,筆者已經證實這是經過變造的文字。撇除這些不說,根據〈史記.周本紀〉則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在周烈王二年即前374年。遠在前374年前的引文有一大堆不在郭店竹簡的範圍內,而在此之前,試問誰稱王了?哪一個戰國時代才稱王的王是在前374年以前的戰國時代稱王的?按照許抗生、何炳棣、尹振環的邏輯與推論,既然《老子》只能成書於戰國時期的諸侯稱王之後,又只能成書於周太史儋之手,試問: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的時候,究竟誰稱「王」了?楚國早在春秋初期就已經稱王的事實,疑古者們究竟清不清楚、知不知道、懂不懂、明不明白?
  事實勝於雄辯!以上甚至直接忽略掉拒絕被楚威王延攬為宰相的莊子的所有引文,以及文子的引文,以及「緊接著」尹文子之後的所有其他人的引文(讀者若有興趣,請自行研究。)。但即使如此,以上所舉的例子都在戰國中期以前,其中尹文子、田駢、慎子與郭店竹簡約莫同時或更早,顏斶以上引文都早於郭店竹簡。而絕大多數的引文都不存在於郭店竹簡之中,僅僅用這樣的比對,尹振環的說法已經不攻自破,那種「節選本」對「足本」的「擴充」之說,絲毫經不起任何推敲與檢驗。
  尹振環最荒謬處在於隨意的就把周太史儋拉進來當《老子》的第二作者,說他大大豐富了老子的思想。我們實在不知道,究竟一個被記載在一個「合傳」中的人,即便他也被稱為「老子」,為什麼就能成為《老子》的第二作者?當前有任何的史籍曾經提到過老聃以外的作者嗎?沒有!除了《列子》「誤引」了一次《黃帝書》,其他所有東周明引的例子,不是直接說出自老聃,就說是出自老子,從來也沒有說過其他的類似周太史、儋的例子。因此,如果學界繼續用這種編故事的套路想要來考證、翻案,恐怕只能繼續貽笑大方了!
  當然,我們絕不會天真的以為,把以上這樣明明白白的實證舉出之後,尹振環所製造出來的謬說,便徹底結束。因此,以下我們便來探討一下尹振環所自行研發出的新鮮說法,這部份的相關說法主要集中於該書第二章〈《老子》非成於一時,作於一人的自證〉,下分三節,分別是〈簡本非節選本之十條證據〉、〈簡本、帛書《老子》成書於不同時代的八點印記〉、〈思想理論發展的八條證據〉。以下我們就針對這三節所提各點,一一反駁,至於那些不講常識、不符邏輯的陳腔爛掉,就直接略過了!
  〈簡本非節選本之十條證據〉:
  一、「沒有進行節選的客觀需要。」尹振環主要是反駁某些學者提出的:「東宮之師為了用儒家思想治理國家,以儒家的倫理為標準,對足本《老子》進行了節選和改編來教育楚太子。」這種說法當然是毫無根據的,儒家思想從孔子以來四處碰壁,鼎盛時期是在魏文侯禮遇子夏、段干木、李克、吳起之時,此後便開始走下坡。以至於孟子要感嘆天下充斥著楊、墨的學說,而郭店竹簡產生的時間,齊國因為桂陵、馬陵之戰大勝魏國而聲威大振,其主因在於任用了孫臏當軍師並採用了孫臏「富國強兵」的思想的緣故;同時,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商鞅的變法受到後代儒家如荀子的批評,但秦國因此變強卻也是鐵錚錚的事實;韓國任用申不害當宰相,申不害並非儒家;楚宣王、楚威王時期當權的是昭奚恤,昭奚恤不是儒家;楚威王的師傅是鐸叔,鐸叔用的節選標準是「成敗」而非儒家思想;魏惠王幾場戰爭大敗下來,除了輸掉了天下第一強的頭銜,也開始積極物色懂軍事的人才,尉繚子在此時加入魏國,〈尉繚子.天官〉:「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謀而守之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而孟子這位當時儒家的第一把手也大力批評魏惠王,〈孟子.盡心下〉:「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試問,在這種情況下,儒家思想還能成為任何一位太子師傅的中心思想?尹振環的證據只是引了孫武、子貢、吳起、商鞅、孫臏、蘇秦「吃香」的例子,以及任用子思的魯國最終亡國的反例,來推論儒家思想之不可能。尹振環的論據雖然未能切合其時間點,卻顯然不是錯誤的說法。因此他的結論是:「作為東宮之師豈能充耳不聞(以上這些人的事蹟),他不用兵家、法家思想去改造儒家思想,已是難能可貴了,還有什麼心思、什麼必要用儒家思想去刪節改造足本的《老子》來教育太子呢?這是非節選本之主要證據。」顯然尹振環最終因為欠缺足夠的邏輯素養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因為即使如他所舉的例子,頂多也只能推出東宮之師用儒家思想去刪節足本《老子》是不切實際、沒有證據的說法,而無法推出「節選足本《老子》」因此是不可能的事情。須知,就算東宮之師不用儒家思想去節選,就算東宮之師不用「成敗」的標準去節選,就算東宮之師不用任何中心思想去節選,他仍然可以只是為了弄一個更簡單的版本來滿足閱讀時間不多的太子的閱讀需求而製作出一個節選本。因此,尹振環的說法自然也是錯誤的!
  二、「作為隱士的作品不可能很長。」尹振環的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可言。究竟要怎麼證明隱士不能寫長篇?遑論《老子》不過五千多字,相比於戰國時代動輒數萬至數十萬字的篇幅,這也能叫做長?尹振環稱:「並且從一個隱士的著作來看,兩千多字的簡本《老子》,難道不能算做當時的書,也是目前的最古傳本嗎?……由於竹簡整理者及其認真負責,因而竹簡的綴合相當成功。大多數章聯結嚴絲合縫,符合古貌。……總的說章序符合思維邏輯,大多能看出層層展開的蹤跡。這能不能說明楚簡《老子》非節選本呢?」這究竟算什麼證據?即便說是一種理由都讓人莫名其妙?竹簡整理小組怎麼整理,究竟跟這個本子是不是節選本有何相關的地方?「符合古貌」是什麼意思?是盡可能的保持竹簡的原貌嗎?竹簡原貌自是竹簡的原貌,究竟與它是不是節選本有何相關?這種毫不相干、毫無邏輯關係、萬分牽強的東西也能拿來當證據?
  三、「節選不可能改變整個結構布局。」尹振環的這種說法當然是一種毫無根據的預設,他的說法是:「所謂的節選,是節而選之,它不可能,也不應該去改變《老子》的整個結構布局。」這也能當證據?究竟是誰規定節選不能改變前後順序的?難道韓非子節選一些出來註釋也沒有改變順序?究竟為什麼節選就不能改變順序?究竟為什麼這種沒有證據、不可能證明的事情也能拿來當成一種證據?
  四、「不可能先上篇選一點,再下篇選一點;又再上篇選一點,再下篇選一點……」。這居然又能成為證據?這跟第三點「證據」有何不同?
  五、「不可能跳躍式地來回選。」尹振環這第五點究竟與第三點、第四點有何不同?難道尹振環自己都不知道這三點所謂的證據已經在第三點就表達結束了嗎?然而,尹振環這三點說法最荒誕的地方是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一個他自己早已經知道的事實:八十一章是後人所分。這有什麼問題嗎?首先,原本既然沒有分章,所謂的「跳躍」根據的是實際的字數而不是章節;其次,現今八十一章的每一章的字數不一,有些章節的字數大於其他數章章節字數的總和。此外,《老子》目前可見已有四種分章法,六十八、七十二、七十七、八十一。章數越少,每一章的字數就越多,就可能越平均。如此一來,在八十一章看來像是跳了很多章的,在六十八、七十二章看來可能只跳了一、二章甚至沒跳。在沒有分章的版本裡,則根本沒有所謂的跳躍,有的就只是照本宣科的挑出自己想要的片段這樣的簡單過程。因此,尹振環在這裡不看實際的字數,卻執著於後人所分的八十一章的章節距離,未免顯得不切實際了!在這種情況下,疑古者如果還想繼續靠著這種東西來說事的話,建議先把字數算清楚再來說吧!
  六、「用類似節選的〈韓非子.解老〉、〈喻老〉作比較」。尹振環說:「比如〈解老〉所解《老子》各章的順序是:38、58、59、60、46(上篇)1、14、1(下篇)、50、67、53、54(下篇),共12個章節。這裡可能看出,是以解德篇為主。它一點也不像簡本這樣大跳躍、大反復的『節選』,至於為什麼〈解老〉為什麼也出現個別跳躍、反復,當是思路使然。」所以任何要節選的人,還得先計算一下各章的「距離」,注意不能太大,不能上面選完選下面,一定要按照嚴格的「程序」才能來「節選」?試問這種違背常識、違背一般人做法的事情,也能拿來當成一種證據?而《韓非子》明明也跳躍、反復,於是為了把韓非子的做法也拿來當成證據,韓非子的跳躍、反復就是有意義的,楚簡的跳躍、反復就是沒有意義的?這種「證據」,要找多少能不找到多少嗎?看到這樣的東西都能拿來當證據,難道我們不該感慨萬千嗎?
  七、「違背節選的簡單原則」。尹振環說:「節選,自然應該先易後難、由淺入深地節選,為什麼那些淺顯、通俗、基本的東西不見節選呢?」試問誰來定義「淺顯、通俗、基本」?試問這是誰訂出的規則?試問誰應該在節選時遵守?試問誰曾經如此遵守?魏徵的《群書治要》也是這麼幹的嗎?豈不荒謬可笑!
  八、「不會有這樣改寫的節選。」尹振環說:「為了儒道思想合流,進行某些改寫,比如『絕仁棄義』改寫為『絕偽棄慮』,將『守靜』改寫為『守中』,這大致還可以說得通。但是將『絕聖棄智』改寫為『絕智棄辯』,這『智』與『辯』,也是針對儒家等智辯之士的,為什麼不見改動?『教不教』按說與『有教無類』還有些相似,怎麼會改成『學不學』呢?……再說既然是節選又進行改寫,本身就有違常規。」這究竟算什麼證據?缺乏文字、訓詁、校勘學的任何懂中文的人,如果不能就著兩個版本的各個差異寫出個十幾萬字類似這樣的文章,都不能算是懂中文的人!「教、學」古字相近,尹振環沒有這點知識,能不鬧笑話嗎?按照尹振環這種說法,文字、訓詁、校勘、版本差異等知識,全部都可以丟了,用一個莫名其妙的「改寫」就能「解釋過去」!
  九、「不可能有文字迥異的節選。」尹振環說:「仔細比較300句的簡本《老子》,竟有六十餘句不同於帛書、今本《老子》,約佔20%。這不可能是節選的結果。」這真的不可能是節選的結果,因為這是版本流傳必然發生的文字變異的結果!一個寫過被「院士」稱讚的《帛書老子釋析》的作者,顯然欠缺版本差異的基本知識,為此個人實在納悶何以這樣的著作竟會是「最高水平」的著作。不談簡本、帛本與今本的差異,僅就唐朝諸版本之間的差異,就遠遠超過20%,這種只要具備版本學、校勘學的基本知識,就不可能出現的論述,不幸的,我們竟在「最高水平」的著作上看到了。
  十、「連片的章『落選』,違背節選情理。」究竟是誰規定了連續的章節不能被全部刪除的呢?究竟是誰?為什麼大家要遵守這樣的規則?請告訴大家究竟是誰?簡直莫名其妙!節選本來就是節選,究竟有什麼不能被「節」掉的呢?

  看完這所謂的十條「證據」,相信大多數讀者對於尹振環的其他「證據」的「水平」已經有底了!或許胡適地下有知,應該慶幸自己當年應付的是梁啟超、馮友蘭吧!

  關於尹振環〈簡本、帛書《老子》成書於不同時代的八點印記〉:
  一、「帛書中反戰文詞的增多、增重與『兵者,不祥之器』的論斷,為戰國時代的標記。」尹振環這種說法無非是想告訴讀者,在戰國以前,尤其是春秋時代那個把數百個國家兼併成十幾個國家的時代,「兵者」不是「不祥之器」,而春秋時代華元所策劃的弭兵會盟也不是反戰的成果。至於尹振環、何炳棣所賴以為重點的孫武在《孫子兵法》上所說的:「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費日千金。外內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用間〉)、「夫戰勝攻取,不修其政者,凶!命之曰弗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備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興軍,將不可以慍用戰;合乎利而用,不合而止。怒可復喜也,慍可復悅也;亡國不可復存也,死者不可復生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之道也。」(〈火攻〉)這些都毫無絲毫反戰的成份,反而是「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這樣的「客觀描述」居然成了尹振環口中「反戰文詞」「增多、增重」的標誌。至於古籍中常見的註文摻入正文現象或後人妄加字句的現象,也被尹振環拿來當成各種版本中反戰文詞「增多、增重」的「標誌」。以至於簡本被刪節的文字,「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被這樣看待、今本「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也被這樣看待。如此,究竟還需要校勘學做什麼?關於這種現象之普遍可參見《孫子兵法論正》下編或本書《道德經論正》下編,不贅!
  二、「帛書否定仁、義,乃戰國標記。」初看這一標題,我們就心生一個疑問,那麼試問何時肯定「仁、義」?試問哪一個時代單獨的肯定或否定仁義?至於那種把節選本簡本沒有而足本有的東西說成足本增加、補充的說法,已經不需要再多引用。這裡,尹振環提出:「簡本之『絕智棄辯』、『絕偽棄慮』,到帛、今本成了『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矛頭直指聖智仁義。」因此按照這種說法,古籍各版本的異文都將不存在那種非刻意的錯誤、不存在形音相近而發生的手誤,只存在一種叫做有意義的改動,甚至是補充。至於為什麼這些東西可以成為戰國標記,尹振環居然不提!豈不荒謬!
  三、「尚賢與不尚賢也是時代印記」。從第一個提出這個「說法」的疑古者開始,若說正方曾經有力的給予反駁,相信這種荒謬說法不致於過了一個世紀還依然存在。如果說一個世紀以前的學者們充滿偏見、書讀不多,那麼一個世紀以後的學者又是怎麼回事?「尚賢」必須墨子才能提出?這種沒有常識的說法,居然能延續達一個世紀之久,能不令人唏噓感嘆嗎?
  四、「善建、善保原則的時代標記」,我們看到這一個標題,首先就要產生一個疑問,所以「戰國」以前的國家與都不以及不需要「善建、善保」?更妙的是,尹振環說:「這說明老聃著重倡導『德』的真實、實用、可行,不唱高調,不搞形式主義,不玩花架子。可見,這一點也能映證簡本的時代。值得在說幾句的是,簡本、帛本這一章完全相符,因為戰國時代,對於侯王與其國家來說,首要的問題更是國之不拔、不脫、不亡的問題。」所以,試問這是「簡本、帛書《老子》成書於不同時代的八點印記」中的其中「一點」?尹振環既然說「簡本、帛本這一章完全相符」,又把這當成一個「時代標記」,更妙的是又主張簡本與帛本的時代不同,試問,這不是自相矛盾什麼是自相矛盾?
  且按照他的說法,所以春秋時代的國家,從數百國被兼併成十幾國,居然「不亡」的問題比戰國時代還不首要?顯然,尹振環不知道春秋末年在各國菁英份子中最熱門的就是誰先亡國、哪個勢力最先被滅的問題?在此,也不多說,僅引數則做代表:
  〈左傳.昭公四年(前538年)〉: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八〉: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
  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觀之也,莒其先亡。」
  公曰:「魯何如?」
  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彊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于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
  〈呂氏春秋.先識〉: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
〈左傳.襄公十四年〉:(前559年)
  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淮南子.道應〉:
  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吳問〉:
  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
  「孰為之次?」「智是(氏)為次。」
  「孰為之次?」「韓、巍(魏)為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

  戰國時代的相關論述數量遠遜於此,不再贅引!

  五、「『將欲取天下』文句乃戰國標記」。我們初次見到這個標題必然要問,殷朝末期,周朝沒有取天下的問題?尹振環說:「這種不同於春秋時代的『將欲取天下』問題被慎重地、重複地提了出來。因為日趨激烈頻繁的兼併戰爭,使思想家超前地看出天下一統的問題,但它是不能勉強的、人為的。它標明帛書《老子》不是成書於戰國後期,而是成書於戰國中期。而簡本豈不是只能說明它自身的春秋特徵的嗎?」所以戰國後期這種接近天下統一的時間點反而大家看不出來,必須是戰國中期這種天下一統還不明顯的時間點,才能讓「思想家」「超前」的「看出」?尹振環這種說法自然無疑是意識到如果他主張這是戰國後期才能有的,也就跟他主張周太史儋的說法相違背,於是話要怎麼說都可以!「王」就一定要戰國時代的諸侯稱王了才能提!「天下一統」卻反而要戰國中期才能提!像這樣要怎麼說就怎麼說的東西,拿來當成一種證據,居然也還能受到許多學者的承認,實在讓人大開眼界!至於「天下一統」不能「勉強、人為」的說法,也依然讓人大開眼界!這無非是想告訴讀者:東周最後之所以統一了,其實各個諸侯國自願繳械投降秦國,因此不是勉強、也沒有人為,自然而然就統一了!

  六、「『萬乘之主』的時代標記」。尹振環說:「春秋時代無萬乘之國,大國如齊、晉、楚、秦、吳、越等大國,兵車至多不過五千,一般在三千輛左右,而魯、宋、衛、鄭,可謂『千乘之國』,簡本無『萬乘』之國的話,不是偶然的,而帛書的『萬乘之主』的話,正反映它的戰國時代印記。」試問,根據史料記載,是怎麼推出戰國時代一個國家有萬乘的?究竟又是哪些國家有萬乘?韓國、趙國、魏國這三個原本是從晉國分出來的三個國家之一?而尹振環提出「魯、宋、衛、鄭,可謂『千乘之國』」卻沒意識到要怎麼在「稱謂」上區分這些中小國與大國如晉、楚的問題!這個荒謬的問題,從第一個疑古者提出以來,即便有正方已經反駁,卻顯然未能讓人信服。以致於一直延續了一個世紀,還是被當成寶一樣的拿出來用。而錢穆說只有到了戰國才能說「萬乘之主」、許抗生說只有戰國時代的人才能說「萬乘之王」,我們想問的是,春秋時代的人要怎麼開口說話?不能說萬乘之主、不能說萬乘之王,能說萬乘之君嗎?很不幸的,如果依照疑古者的論證邏輯:

  〈孟子.公孫丑上〉: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那麼既然孟子已經說了「萬乘之君」了,顯然「萬乘之君」也絕不能讓春秋時代的人說。所以顯然,結合錢穆、許抗生、尹振環等疑古者的邏輯,那麼春秋時代的人不能說「之主、之王、之君」,因此如果想要表達這些概念,只好把嘴閉上!所以「萬乘」這個詞,儘管戰國時代從來沒有資料可以統計究竟哪個國家有萬乘的規模,便自然的就都有了萬乘的規模,就自然的成為了戰國時代的標記。至於周王這個本來擁有整個天下兵車的共主,這個老聃的老闆,以及那個四個縣就有四千輛兵車規模的楚國的楚王,那個老聃故鄉的統治者,都已經被遺忘到腦後了!至於其他關於「萬乘、千乘」的考證,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

  七、「『三十輻共一轂』的車,也是時代標記。」尹振環說:「郭寶鈞、余明光先生根據兵車出土實物考證,證明西周、東周之際沒有『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到戰國時才出現了這種車子,到了戰國中後期,三十輻的車子才成為定制(以上兩點,見余明光先生《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簡本無『三十輻共一轂』的文句,帛書有,正好證明它們分屬兩個不同的時代。」這種說法不免讓人想起當初《陰陽十一脈灸經》剛出土時,一些學者主張可見當時的醫學還停留在「十一脈」的階段,十二脈是晚出的,於是下拉了中國醫學的發展起點(一如疑古者下拉所有先秦思想的發展起點一樣)。這種說法就好像是我們今天挖出了銀雀山漢墓的《孫子兵法》,然後便說可見漢時人的兵法還停留在《孫子兵法》的階段,或者得出可見《孫子兵法》是漢朝人的作品這樣的結論!所謂「三十輻共一轂」的考證也是如此,沒挖到的就說不存在!試問,古代世界的東西,我們還能挖出多少?這與疑古者用「弩」企圖下拉《孫子兵法》年代的路數一模一樣,表現上似乎終於靠實物來講話了,以致於終於似乎與科學沾上點邊了!實則基本的邏輯已經錯誤,如何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至於針對余明光的反駁,請見相關章節,不贅!尹振環此書出版於2005年,此時,春秋墓葬已經挖掘出了許多,其中與老子最直接相關的就是虢國墓與趙簡子墓,而尹振環竟然未能吸收這些出土實物的資訊,反而利用1989年出版的《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中余明光充滿邏輯謬誤的簡單推論,以企圖佐證自己同樣充滿邏輯謬誤的論點!僅僅就學術界自己的標準,恐怕這樣的著作離所謂的「最高水平」,還有一段非常長遠的距離吧!

  八、「不直倡愚民與直倡愚民的時代印證」。這裡尹振環似乎完全遺忘了何炳棣提出的孫子、老子、孔子愚民思想的資料,同時他也沒有提出任何證明愚民思想必須到戰國才能出現的任何證據與理由,於是這也變成了一條證據!

  至於所謂的〈思想理論發展的八條證據〉,僅列其條目如下:「『德論』、『道論』的發展與深化也是時代標記」、「對防止『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的重大補充」、「本體論認識的深化」、「重農思想的重大補充」、「『見知之道』方面的發展與深化」、「『無名』思想的發展、豐富、昇華」、「權術多寡的時代標記」、「『稀言自然』的思想並非源自簡本」,以上這些已經毫無任何反駁的價值可言。這種思想上的所謂證據,如果可以成立,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一章所舉諸例,已可成為定論,實在無需多說廢話!
  因此,根據以上的所謂證據,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郭店竹簡《老子》的出現並沒有「自然」的消滅了關於《老子》其書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的爭論!
  所幸,一切都已在此畫下了句點!關於《老子》為春秋末年老聃所著一事,至此已然底定!

2016年10月3日 星期一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余明光《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

余明光《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

  余明光是在研究馬王堆出土古籍《黃帝四經》的過程裡,重新結合了一些新「證據」,而提出了關於《老子》一書作者的問題。主要的論點集中在《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的第四章〈老學的代表作──帛書《老子》〉第三節〈帛書《老子》所證《老子》成書的時代〉一節中。
  與許抗生不同的是余明光企圖以出土實物的「車」的構造來證明《老子》的晚出。加上其他論點與其他學者多有不同,譬如藉由探討春秋時代各國的用兵數量來證明《老子》的晚出,以及利用了帛書《老子》的版本證據反駁了張煦對於梁啟超的反駁。這些都是後期疑古派所提證據中相對而言比較「出色」的做法,雖然最終仍然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但顯然有必要加以收錄,以免成為漏網之魚。
  余明光藉由種種「證據」證明《老子》不是春秋時代的著作,而是戰國時代的著作。戰國時代幾百年,究竟指何時?余明光在主要的章節中只是藉由「尚賢」說的「證據」,因此判定:「《老子》書在墨子之後也是顯而易見的。」又藉由「三十輻共一轂」的「證據」,因此判定:「綜上所述,可見『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在春秋之世是沒有的,只是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但不普遍,到了戰國晚期才成為定制。據此完全可以論定《老子》書只能產生在戰國時代,而不可能產生在春秋之世。」因此可知,余明光的主張是:《老子》是戰國初期以後至中期以前的產物。余明光此書出版於1989年,諷刺的是19885月於太原金勝村發掘的春秋趙簡子墓的車輻數量首先直接從實物上證反了余明光「三十輻」的「推論」,199310月(1998年公佈)於湖北省沙洋縣紀山鎮郭店一號楚墓發掘出的郭店竹簡《老子》,則更進一步摧毀了余明光的戰國初期至中期的主張。但這種形式的摧毀與證反,都只是「理論上」的,而「事實上」,疑古者幾乎無法被「理」所說服,或者甚至無法自覺自己的「理」已經站不腳了!

朔雪寒駁

  余明光的論點主要有幾個,以下逐一進行反駁:
  余明光認為當時有學者企圖以帛書《老子》中「邦、國」混用與《論語》的情況一致來證明《老子》出於春秋末年,是不科學的,他說:「從單一的一個字或一個詞的使用來判斷劃分一個時代,這是不全面的,也缺乏有力的論斷。」並舉出了一些戰國時代的例子來加以佐證。個人認為這是正確的看法,企圖用「邦、國」混用來證明一本書的年代,這比之單純的用類似「仁義」的出現來證明還要荒唐,甚至可以說兩者都是缺乏訓詁學與校勘學知識的結果。「邦、國」固然不行,「仁義」又如何可行?關於「仁義」的討論,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可是余明光一面這樣說,卻又一面企圖延續疑古者「仁義」的說法來證明《老子》的晚出,這難道不是「從單一的一個字或一個詞的使用來判斷劃分一個時代,這是不全面的,也缺乏有力的論斷。」疑古者的雙重標準,我們顯然又在此見識到了一次。
  余明光認為帛書《老子》的出土頂多證明《老子》「指為戰國末年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的,若指為春秋末期的帛書則不免大謬。」這個看法通常是正確的,之所以這麼說乃在於,實物的出土自然只能證明這個實物的產生下限,無法證明它的產生上限,這是基本常識。問題在於這個實物的內容根據可信賴的史書的記載就應該是春秋末年的產物,是一大堆的疑古者利用種種謬論下拉了《老子》的成書年代,才有相關的荒謬結論的產生。既然帛書《老子》的出土已經終結了類似顧頡剛等人的謬論,那麼一些學者根據這個出土實物的年代來「證明」這本書本非「晚出」,也只是再一次的利用出土實物存在的事實證明史書上的記載罷了!只是這樣論斷的效應也只能針對類似顧頡剛等人的論點,無法適用於所有疑古者的謬論!但不管如何,終結疑古論調本來就不需要靠什麼出土實物,因此依照常識來判斷,帛書《老子》的出土只能證明戰國末年以前存在這本書,並無不妥,也不需爭論!
  余明光認為:「從帛書《老子》的文體字句研究,《老子》書絕不是春秋末期的產物,也不出於一時,更不成於一手。可以說它是老子後學根據老子的思想和道家的學說不斷增益編纂而成的。要不然就不會在帛書中出現前後重複和矛盾的現象。茲舉數例以為證。」
  首先我們實在不知道,在眾多疑古者所建構出來的「偽書」體系中,是怎麼可能產生出所謂的「老子後學」與「老子的思想」和「道家的學說」的?《老子》不是老聃寫的,試問老子的思想怎麼流傳?當時明明可以用文字記載下來,試問老子的思想用文字記載下來後那是什麼?除了今本《老子》外,還有什麼選項?如果老子沒有文字流傳下來,如何證明那是「老子的思想」?什麼叫做「老子的思想」?哪來的「道家的學說」?誰創立了「道家」?怎麼創立?依據什麼來創立?根據眾多疑古者的成果:《文子》是假的,文子不是老子弟子,關尹子不是老子弟子,楊朱是周太史儋的徒弟,試問:什麼叫做「老子後學」?誰是老子後學?根據什麼確定有老子後學?根據什麼認為道家可以在沒有任何經典、典範人物的前提下成立?甚至我們更該問如何確定道家曾經存在?何時開始存在?為什麼存在?
  一大堆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沒有根據的說法,就這樣在學界之間流傳開來。居然就莫名其妙的成為一種「證據」,也確實令人嘆服!
  余明光認為:「一、帛書前面已講『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今本為第五十二章)後面復又有『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今本為第五十六章)清人易順鼎認為『此六句疑為複出。《文選.魏都賦》、《運命論》兩注皆引《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並無此六句,可證其為衍文矣。』但是昂書甲、乙本都有此六句,可見並非衍文,也可證《文選》所引《老子》無此六句是節錄《老子》之文,故非全文。但使人疑惑的是在下篇又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句。(今本為第四章)這種前後重複的現象,怎麼會是一人的手筆呢?又怎麼能是一氣呵成的作品呢?它只能證明《老子》書是道家後學不斷編輯而成書的。」
  按照疑古者最普遍的說法,他們認為文句的重複是「非一人一時之作」的證據。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孫子兵法》也不會是「一人一時之作」,甚至當代作家的許多作品也不可能是這些作家自己寫的。我們若用這種標準來比對所有古籍,恐怕「一人一時之作」的作品將非常稀少。但令人好奇的是,余明光主張《老子》不是一個人寫出來的,是後學陸續編輯、整理出來的!我們想問的是,「放任」一大堆的重複文句在一本書裡面,這究竟是編輯了什麼?整理了什麼?難道刪除重複不包含在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工作裡面?難道這些從事「編輯、整理」的所謂後學看不出來裡面存在著非常多的重複文句?所以余明光是想告訴所有讀者,這本充斥著重複文句的《老子》不是一個人寫的反倒是後人編輯、整理出來的?
  試問,如果這是後人編輯整理而成的,怎麼會留下重複的東西?而且按照本書對《老子》重複文句的統計,則其重複量遠遠超過《孫子兵法》,但如果把這些重複的東西加以刪除,那麼許多文意就被中斷,令人不知所云的地方將比比皆是。且如果說這些重複的文句是後人編輯的,究竟編輯什麼?根據什麼底本來編輯?整理什麼?根據什麼底本來整理?底本現在何在?而且一本書留下了這麼多重複的文句,能叫做「編輯、整理」?這些所謂的「後學」究竟在編輯什麼?整理什麼?
  基於疑古者老是把一本一個人寫出來的書用種種荒謬、沒有常識、缺乏知識甚至是瞎掰胡扯製造出來的「證據」說成是後人「編輯、整理」而成的,因此我們不得不來探討一下究竟編輯、整理應該包含哪些具體的步驟?
  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難道:不該包含刪除重複字句?不該包含把相似字句合併?不該包含把相近的文句「整理」成一篇,最好還放上一個篇名?不該包含把相近思想、主題的文字「整理」成一篇?不該把文章分成幾個大段落,就好像《論語》、《孟子》一樣(篇名與內容無關,但篇幅相當)?
  如果以上的具體步驟都不是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試問什麼叫做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誰定義的?如果以上的都是所謂的「編輯、整理」的具體步驟,試問為何這些後人能容許這麼多重複文句的存在?為什麼這些後人容許那些具有相同相近思想與主題的文字四處分散?為什麼這些後人不把這本書切得更細?卻只是分成了兩篇,而且一開始還沒有篇名?這究竟是哪門子「編輯、整理」?
  《老子》本來就是老聃被強迫著書而成的,因此這本書不僅沒有佈局謀篇的思想、沒有篇名、段落分佈不均勻、段落與段落之間不一定存在聯繫,並且充斥著重複使用的修辭技巧、近似的比喻、近似的句型,以及重複的文句!而這些都與老聃被強迫著書的情況符合!因為既然只是交差了事,不停的利用一些近似的甚至重複的東西填充出一本書,也就令人不難理解了!
  根據個人對先秦諸子書的文句統計,重複性普遍存在於個人著作、眾人著作、編輯著作之中,只是重複的東西有差別、重複的頻率有差別。以下我們將主要的幾本春秋、戰國子書進行重複性統計,於是《老子》、《孫子兵法》與其他一些眾人著作、編輯著作的差異,便自然的體現出來!

表格 16春秋戰國子書文句重複統計表一
老子
孫子兵法
關尹子
論語
天之道
5
是故
18
關尹子曰
170
子曰
400
為而不恃
3
孫子曰
13
無我
7
96
以此
3
6
無人
6
子貢曰
23
故去彼取此
3
不可不察也
5
知此道者
6
孔子曰
23
生而不有
3
凡用兵之法
4
天下之物
5
對曰
16
是謂玄德
3
故善用兵者
4
4
曾子曰
13
當其無
3
4
天下之理
4
子夏曰
13
閉其門
2
勝之半也
3
世之人
4
子路曰
12
不貴難得之貨
2
凡此五者
3
4
孔子對曰
11
故常無欲
2
故曰
3
投之不見
3
如之何
9
知常曰明
2
故善者
3
知此說者
3
何如
8
功成而不居
2
凡此六者
3
未嘗有我
3
子張曰
8
和其光
2
因是而知之
3
天地雖大
3
何謂也
6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2
故善戰者
3
所以為道
3
回也
6
王侯若能守
2
勢也
3
聖人之道
2
子張問
6
柔之勝剛
2
以索其情
2
2
賜也
6
沒身不殆
2
死地則戰
2
天地萬物
2
子貢問曰
5
物或惡之
2
故用兵
2
隨情所見者
2
5
可以為天下母
2
合軍聚眾
2
不名為道
2
或曰
5
長而不宰
2
非善者也
2
2
子路問
5
德畜之
2
不知諸侯之謀者
2
外不見人
2
邦無道
4
為天下谿
2
2
相遇則不相識
2
4
不知
2
火攻
2
孰為人
2
子聞之
4
為天下谷
2
凡為客之道
2
火生土
2
天下有道
4

表格 17春秋戰國子書文句重複統計表二
墨子
孟子
荀子
呂氏春秋
184
323
103
98
子墨子曰
172
孟子曰
223
此之謂也
90
是月也
59
是故
118
32
詩曰
70
對曰
45
子墨子言曰
46
24
故曰
42
王曰
44
24
王曰
23
如是
38
公曰
25
昔者
16
23
孔子曰
35
不可
22
故曰
15
何也
22
若是
23
孔子曰
19
13
孔子曰
20
何也
23
18
富有天下
11
故曰
19
傳曰
20
管仲曰
12
何以知其然也
10
孟子對曰
17
禮者
18
今有人於此
12
又曰
10
萬章曰
12
是何也
15
何故
11
除天下之害
10
10
詩云
13
孔子聞之曰
11
此也
10
此之謂也
10
用此觀之
11
有似於此
11
不然
10
萬章問曰
10
11
從此生矣
11
今有人於此
10
公孫丑曰
10
書曰
11
10
公孟子曰
10
對曰
10
禮也
10
雖然
10
必曰
10
未之有也
10
無它故焉
10
不然
10
不可
9
10
君者
9
10
今天下之士君子
8
有諸
9
豈不過甚矣哉
9
文王曰
9
8
公孫丑問曰
7
孫卿子曰
9
9
8
古之人
7
哀公曰
9
武王曰
9
何也
8
春秋
7
其善者偽也
9
桓公曰
9
反天之意
8
不可
6
是不然
9
是何也
8
順天之意
8
或曰
6
自古及今
8
兵也
8


書名
總字數
總字符數
總句數
重複句子數
孫子兵法
5884
751
1329
52
老子
5552
802
1261
45
關尹子
11198
1078
2430
45
晏子春秋
44114
2018
8576
346
論語
15910
1350
3946
212
墨子
76197
2451
14460
1061
莊子
65270
2911
12769
482
商君書
20268
1191
3949
202
鬼谷子
7998
835
1734
45
尉繚子
9280
1067
1938
61
孟子
35429
1914
7314
438
呂氏春秋
100307
3000
19218
702
荀子
75378
2660
14232
830
韓非子
106627
2698
18387
543
  補註:標紅字者,都非全本,部分章節在流傳過程中已經遺失了!因此這些書的實際狀況無法完全反映出來!

  從以上三張表,我們不難直接看出,《孫子兵法》、《老子》、《關尹子》重複句子數其實都低,這一點與他們的總字數也有關係。所以我們自然不能不問一下疑古派的學者,試問一本後人不停增補、編輯、整理的書,為什麼搞到了戰國中、後期還只能搞出五千多字?這是戰國時代的常見篇幅嗎?而從各書的重複句子數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疑古者不講實證的一面,什麼叫做重複句子很多?《老子》的重複句子比誰多?總字符數除只比《孫子兵法》多一點,試問還比誰多?撇除《孫子兵法》中的「孫子曰」(可確定為後人所加,請見《孫子兵法論正》)、《關尹子》中的「關尹子曰」,從《論語》開始的每一本書都牽涉到一大堆的「某某曰」以及頻繁的人物對話,試問我們能在《孫子兵法》、《老子》、《關尹子》這三本春秋時代的書中看到嗎?那麼這是不是一種時代特色?超越萬字的篇幅、一大堆的歷史人物、一大堆的對話、重複率高的句子,我們能在《孫子兵法》、《老子》這兩本書中看到嗎?《關尹子》除了篇幅破萬以外,我們能看到那一大堆的歷史人物、一大堆的對話嗎?那麼「大篇幅、一大堆的歷史人物、一大堆的對話、重複率高的句子」是不是戰國時代子書的主要特色(其他子書請自行統計)?我們能在《孫子兵法》、《老子》中看到這些特色嗎?那麼什麼重複字句是後人編輯的痕跡,難道還不是無稽之談嗎?
  至於老聃的弟子並且與老聃有過交談的人有孔子、文子、關尹子、楊朱等人,何以這些所謂的「後學」連一則對話都沒收?試問,孔子與老聃的對話不重要?不能表達老聃的某些思想?《史記》、《禮記》所收的為何不能在《老子》中看到?楊朱與老聃的對話不重要?楊朱與墨翟的學說被孟軻形容為當代顯學,《列子》收了,何以《老子》不收?難道我們看到這樣的結果,不該問一下到底這些疑古者製造出來的所謂「後學」究竟是在幹什麼嗎?重複文句不刪除、相似概念文句不聚集、對話不收集、連篇名都沒有,請問這些所謂的「後學」究竟是在忙些什麼?又是在「編輯、整理」個什麼勁?

  余明光說:「二、帛書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搞,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今本為市第七十六章)這裡主要是講柔弱勝剛強的道理。但在下文(今本第七十七章)緊接著排的卻是『天之道,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並由這種『天之道』進而論及『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顯然這段文字是論述天道和人道的區別,與上文的柔弱勝剛強之義並不協調連貫,然而在此下文則又轉入:『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今本為七十八章)顯而易見,這裡以水為喻,是承上文進一步論證柔弱勝剛強送一道理的。前後文從字順,貫通一氣。可是這中間突然插入了論天道和人道的文字,把本來是連貫的文章,反弄成首尾不相連了。這種情形怎麼能說是出於一人之手呢?又怎麼能說是前後文義一貫的呢?」
  試問,既然這種情況被余明光說得如此明顯,難道他所說的那些歷代的「後學」、那些從事「編輯、整理」此書的後學都沒發現?都不知道應該「編輯、整理」一下?這種違背常識的說法,普遍見於疑古派的文章中。說這種情況「怎麼能說是出於一人之手呢」,我們不得不問,請問那些所謂的後學究竟編輯、整理了什麼?這麼「明顯」的東西,這些後學竟沒一個人看到?這也能叫做「編輯、整理」?豈不可笑!
  余明光說:「三、帛書《老子》多采古代舊說遺言以闡述其本旨,其中有的引文標明了出處,有的引語則沒有標明出處,證明《老子》書非成於一時,也非一人所作。而是由道家後學不斷纂輯而成,當然這其中包含了老子本人的思想。茲舉數例以為證:(一)『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今本為第四十一章)這是《老子》書引古書《建言》中的話。以闡明『道』和『德』的深遂、內藏、幽隱、沖虛的特徵。」
  「有的引文標明了出處,有的引語則沒有標明出處」,試問余明光是怎麼知道的?有古代的其他書籍流傳下來以資對照?這種沒有根據的說法,也能「證明《老子》書非成於一時」?何況如果按照余明光這種說法來檢驗一下《呂氏春秋》那一大堆抄自其前古籍的文字,是否也能證明「《呂氏春秋》書非成於一時」?至於先秦諸子那一大堆的「常態」暗引例子,如果按照余明光的說法都能證明那些書「非成於一時」,那麼恐怕先秦諸子根本沒有任何一本書「成於一時」!把一個很簡單的暗引、一個文學作品中屬於常識性的做法,拿來當成一種「證據」,我們不得不說考證文章實在太好寫了!
  余明光說:「(二)『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今本為第四十二章)高亨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見《說苑.敬慎篇》所載《金人銘》,當是古代的遺言。《老子》書引此語教人不要妄自尊大、恃力逞強,而應恭謙抑退,卑弱自處而無損。』又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今本為第二十二章)也是引古代遺言『曲則全』一語作為此章之綱。其它如《老子》書中還引了很多的『聖人云』,都是古代的遺言或老子本人的言論。而這些引語,有的時代早,有的時代晚,故可證明《老子》書非成於一時,非成於一手。」
  對於這一則嚴重違背常識的所謂「證明」,個人實在無言。試問:誰引了許多書都是出於同一個時代的?所以引書的時代有早有晚就表示這本書是「非成於一時,非成於一手」?簡直荒唐可笑已極!依照這種「說法」甚至不能稱為「標準」,試問:從先秦以至於清朝,究竟有哪一本書只引了同一個時代的書的文字?有,請指出,請告訴大家這個比例有多少!一個違背常識如此明顯的說法,余明光自己沒發現,其他贊同他、褒獎他的學者也沒發現,真是令人不得不感嘆啊!
   余明光說:「(三)『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呵若存,用之不勤。』(今本為第六章)清人高延第指出:『此章《列子》以為《黃帝書》中語,《老子》引之。』而帛書《老子》引此六句並未標明出處,而其文確是出自《列子.天瑞篇》所引《黃帝書》。今按《漢書.藝文志》所載,確有《黃帝四經》、《黃帝君臣》十篇。班固自注云:『起六國時,與《老》相似也。』又有《雜黃帝》五十八篇,班固自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可見《老子。》書所引確是來自《黃帝書》,而《黃帝書》又是戰國時道家的典籍。由此可見,《老子》書既非春秋的老聃所作,也不是一人的手筆,而是後世道家裒輯編纂而成。」
  關於《列子》這一則,筆者在相關章節已經說明,這幾乎可以確定是「誤引」。我們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確定「就是」「誤引」,但同樣的我們也無法證明「不是」!如果這一則其實就是「誤引」、其實就是出自《老子》,試問究竟是要《老子》引誰?退一萬步說,《列子》引的是《黃帝書》,不是《黃帝四經》、不是《黃帝君臣》、也不是《雜黃帝》,試問《黃帝書》在哪?班固收錄了這三本,於是一本沒有見載的書就莫名其妙的「存在」了,這是在變戲法還是在耍猴戲?此外,究竟是誰曾經看過《黃帝書》?沒有任何人看過《黃帝書》,所有漢代的目錄也未見著錄,試問如何證明這本書曾經存在過?余明光什麼也沒證明,居然就引了班固收錄的三本書名帶著「黃帝」的書,就說這就是《黃帝書》,簡直莫名其妙!我們再退一萬步說,我們就承認這其中一本就是所謂的《黃帝書》,那麼請疑古者告訴大家,這句話究竟出自《黃帝書》的哪個段落?何況一本根本沒人看過的書,是怎麼判定它是「戰國時道家的典籍」?簡直莫名其妙!於是這樣胡扯瞎掰一通,就能證明「可見,《老子》書既非春秋的老聃所作,也不是一人的手筆,而是後世道家裒輯編纂而成。」?這樣明目張膽的胡扯瞎掰都能當成一個「證據」,豈不偉哉!考證文章實在太好寫了!但究竟科學精神何在?邏輯思維水平何在?
  《列子》一直被疑古派當成偽書,當成偽書時就什麼也不可信,要從《列子》拿些有用的東西出來做文章時,整本書就好像突然間不偽了!突然間裡面所記載的文字既不可能出錯、也不可能在流傳的過程中出錯、更是確鑿無疑的東西!那麼試問,難道余明光不知道《列子》中也有許多老聃自引《老子》的話?為什麼不提出來說這就是證明《老子》就是春秋末年老聃寫的證據?
  余明光說:「(四)帛書《老子》有些話是兵家之語,故早在唐代就有王真著了《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其中談到老子書五千言『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似乎老子書是一部兵書,這當然是誤解。明朝人焦竑針對王真的觀點早有駁斥,故不必贅述。但從另一角度上分析,是不是在道家後學中有一些人是搞軍事的呢?例如像戰國末期的黃石公、西漢初期的陳平、曹參這樣的人,他們都帶過兵打過仗,又都是道家信徒。既然在道家後學中有一些這樣的人,就不能排斥其中的某些人把軍事上的謀略術語編纂入《老子》書中來,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帛書曰:『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今本為第六十九章)根據《呂氏春秋・不二篇》所載:『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和高誘的注曰:『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這些話來看,《老子》書中的這句話,可能就是軍事家兒良的話,被採入到《老子》書中。就老子本人而言,他只不過是一個史官,其職責不過是紀國家興敗成亡之事,至於罕事上的戰略戰術大概他也懂得不多,不可能把軍事上的經驗總結到書中去,如書中所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禍莫大於無敵,無敵近亡吾寶,故稱兵相若,則哀者勝矣。』這些關於指導戰爭的思想,要把它概入到道家思想之中,非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而同時又是堅定的道家信徒,否則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可見《老子》書不成於一時,也不成於一手。」
  余明光的這些論證,完完全全的就是疑古派一貫的做法。這其中有多少未經驗證、毫無根據的說法與假設,相信讀者們不難看出,即使去反駁都讓人覺得累!試問何以見得一個史官不能懂軍事?難道軍事家的思想都是憑空而來?難道《左傳》中的歷史戰例不能讓讀者懂得老子所說的道理?兒良的話、書,究竟誰看過?一點「思想上」的「相似」就能把老子的話扯成兒良的話?而且究竟「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跟「後」的關係是什麼?「主、客」在春秋戰國是軍事術語,「主」是指防守者、被入侵者,「客」是指進攻者、入侵者。相關術語用例可見:
〈孫子兵法.行軍〉:
  敵若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汭,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
〈孫子兵法.九地〉: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孫臏兵法.客主人分〉:
  兵有客之分,有主人之分。客之分眾,主人之分少。客負(倍)主人半,然可敵也。負……〔主人者,先〕定者也;客者,後定者也。主人按地撫勢以胥;夫客犯益(隘)逾險而至。
〈尉繚子.守權〉: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疆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
〈商君書.戰法〉:
  敵眾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
〈商君書.兵守〉:
  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難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用以比喻「攻」勝於「守」,若說這與「後」有什麼關係,只能就「主、客」的其中一個抽象定義「先定、後定」來間接的獲得解釋!「不敢進寸而退尺」,「尺」大於「寸」,「退」大於「進」,但這跟「後」有什麼直接關係?〈老子.七〉:「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六十六〉:「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老子.六十七〉:「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是謂入死門!」難道這不是老子自己主張的「後」?不是「直接」講「後」?老子重視「後」,所以他不能引用一些跟這個主題有關的書的文字?老子重視的「後」不是跟他重視的「弱、柔」同屬於相同質性的概念?老子引用這句話,就必得要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這是想告訴大家,引用一本書的文字,不是基於「理解」,而是基於「親身」的「經驗和體會」?而東漢人高誘所說的「兒良作兵謀,貴後」,就能「證明」兒良曾經「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試問:諸葛亮提出隆中對以前,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嗎?而「兒良作兵謀,貴後」究竟「作兵謀」跟「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的關係在哪?又「貴後」具體上是指哪些作為?
  余明光在這句話裡犯下了許多的錯誤。譬如當今誰看過兒良的書?《呂氏春秋》的作者的主觀評價「兒良貴後」就能表示老子引的這句表面上沒有「後」字的話出自兒良?試問,假設這是出自兒良,為什麼沒有出具出處?講「主、客」的兵法書這麼多,如果真要「牽扯」,怎麼都比把這句話間接牽扯到「後」更具有相關性?即使只是就兵書中論「先、後」(如《孫子兵法》),春秋時代也已經有兵家論述,何以必得兒良?一本當今誰也沒看過的書,能隨便就被拿來當成一種「證據」,這無法不讓人佩服疑古派的考證技術!
  而且,余明光一方面說《老子》所引用的「建言」只是「話語」不是「書」,一方面又說他這句「用兵有言」可能是「兒良」的?試問兒良的時候還沒有書嗎?兒良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人?〈漢書.藝文志〉:「《兒良》一篇。」顏師古註曰:「六國時人也。」除此外,我們只能知道兒良的著作早於《呂氏春秋》,否則《呂氏春秋》的作者無從判斷兒良是否「貴後」。因此,余明光所犯最大的錯誤便出現了!他一方面主張《老子》只能出自墨子之後、戰國中期大量出現「三十幅」車子以後,試問:兒良是什麼時候的人?六國時人是指戰國時代的哪一段?《呂氏春秋》約成書於前239年,這時間點已經是戰國末年,問題是誰能知道兒良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人?因此余明光在這裡「預設」了一個不知道確切年代的人的書產生於《老子》之前!也就是余明光根本完全不用管兒良究竟是什麼時候的人、不用管兒良的書究竟講什麼,就能說《老子》引用了他的話,甚至不管這可能跟他自己的主張產生矛盾!如果兒良是戰國末年的人,試問《老子》怎麼引用一個產生在它之後的人的言論或書?
  〈荀子.天論〉批評:「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余明光為什麼不乾脆說這是抄自慎子的?荀子對於老子的批評是老子只看到「屈」的重要卻沒看到「伸」的價值?「屈」難道不能更好的概括老子的「柔弱後斂損」等概念?試問誰能證明已經引用了《老子》的慎子以及已經批評了《老子》的荀子,比兒良更晚出?
  除此外,「這些關於指導戰爭的思想,要把它概入到道家思想之中,非有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而同時又是堅定的道家信徒」,類似這種荒謬預設,在疑古派的文章中簡直隨處可見、唾手可得!試問,根據在哪?誰是道家信徒?哪一個古代的將軍可以被確認是道家信徒?兒良是道家信徒?兒良不是道家信徒,是他的讀者是道家信徒,所以他的讀者就能變成軍事專家?余明光既然要說這是兒良的話、不是老聃的話,試問究竟把兒良的話加進《老子》裡面去需要什麼軍事知識?需要什麼「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按照這種邏輯,是不是從《孫子兵法》 誕生以來,春秋時代至今凡是引用這本書的人,也都具備「親身參加指揮戰爭的經驗和體會」?這一大堆荒謬胡扯的說法,究竟能當成什麼證據?
  「例如像戰國末期的黃石公、西漢初期的陳平、曹參這樣的人,他們都帶過兵打過仗,又都是道家信徒。」黃石公帶過兵、打過仗?證據在哪?誰說的?哪裡記載了?這種種信口開河的東西究竟何以學者竟敢拿出來當成一種證據?
  余明光接著說:「思想意識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根據這一原理,可以從帛書中的器物名稱找到一些實物作為時代的佐證;也還可從帛書的某些語言以求別的文獻,從中找到實證,而不必作字面上的推論。總之,實事求是,從實物和事實出發,總要比空談臆測好得多。下面試從這兩個方面對《老子》書的時代作些探索。一、帛書日:『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今本為第十一章)這是用車子的『轂』比喩『無』比『有』更重要。但帛書在這裡所描述的車,是每個車輪具有三十根輻條的車,像這種車是春秋時代的呢?還是戰國時代才有的呢?這只有從考古的地下發掘中去尋找證據。」
  余明光的「證明」如下:
  第一條、1923年至193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濬景村,挖掘的西周貴族衛康叔後裔的墓地,其中只發現十八根車輻的車子。於是余名光便能得出結論說:「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在西周、東周之際是沒有『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的。」
  其第二條證據是1950年末至1951年初,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挖掘的戰國中期魏國王族墓地,其中發現了「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於是余明光又得出結論:「從以上各表(此墓挖掘出的物件表)可見,到戰國時代才出現『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但這時三十輻的車子還是少數,並未成定制,所以不普遍。而成為定制還是戰國中後期的事。」
  其第三條證據為19788月在西安始皇陵西側發現的大型陪葬坑。其中發現了兩輛銅車馬,於是余明光又得出結論:「又因為是供秦始皇的靈魂出遊使用的,所以又是模仿秦始皇生前的乘輿製造的。這就為戰國中後期至秦的車制提供了實物資料。這二輛青銅馬車的車輪都有車輻三十根,與秦始皇兵馬俑坑出土的木製車輪的輻數完全相同。這就證明,三十輻的車輪已成定制,並且普遍化了。……綜上所述,可見『三十輻共一轂』的車子是在春秋之世是沒有的,只是到了戰國中期才出現,但不普遍,到了戰國晚期才成為定制。據此完全可以論定:《老子》書只能產生在戰國時代,而不可能產生在春秋之世。」
  余明光的所謂推論,究竟是要考驗大家的常識?還是要唬弄他的讀者?他這種說法,好比拿著十七、十八世紀的算盤,然後說他證明了二十世紀沒有計算機一樣!試問西周有幾年?春秋時代什麼時候開始?春秋時代有幾年?依照余明光的資料,究竟考古隊挖出了哪個春秋時代的墓裡面沒有三十輻的車子的?一個衛康叔後裔的墓葬就能代表整個春秋時代?豈不荒謬可笑!用邏輯語言來說,這叫做「以偏概全」!且魏國王族、秦始皇都是王族,周朝當時對於「數字」是很在意的,有些蘊含了某些數字的物件只有天子、王可用。就好像孔子譏諷季氏「八佾舞於庭」一樣,車子的輻數既然是一個數字就不太可能在這種時代氛圍下脫離這種束縛與意義。以下僅舉幾例以說明數字在周朝時被用作區分等級之用的實況:
〈論語.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公羊傳.隱公五年〉:
  (經)初獻六羽。
  (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左傳.隱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禮記.禮器〉: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禮記.禮器〉: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禮記.雜記下〉: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禮記.王制〉: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三十輻」若是只有王者可用,能找到的實物自然就少!關於東周時代與「三十」的意義有關的論述,目前可見兩則:

〈周易.繫辭上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周禮.冬官考工記〉: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使有轉力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
〈大戴禮記.保傅〉:
  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之道也。
賈誼〈新書.容經.兵車之容〉:
  古之為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
〈列女傳.賢明.秦穆公姬〉:
  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車子是行走在地上的,因此用三十便蘊含了這個象徵意義,這種「二十五、三十」的搭配正好見於〈文子.微明〉所引「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之語。「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這一則直接說明輪輻用三十是為了象徵「日月」。一個月約莫三十天。本書在〈老子弟子與老子.關尹子〉探討〈大戴禮記.易本命〉與老聃思想的關係時,已看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這種「天、人」相應的思想與文字。從《老子》一書從「王、天下」這樣的格局來立論,結合這種天、人相應的思想,以及彼時社會賦予「數字」的「等級意涵」,〈文子.微明〉所引實例看來,則所謂「三十輻」顯然不是老聃隨意取用。
  今日(2016)已經出土的考古實物也顯示出,整個周朝(西周、東周)的車子不管任何一個朝代,其輪輻的數量並不一致。而「三十輻」僅是其中之一,並且春秋時代已經可見。如劉道廣〈圖證《考工記》.第一章《考工記》的設計學意義〉:「如上述,在《考工記》中篇幅最多的是『攻木之工』,其中『周人上輿』,車制的內容甚詳。但『輪輻三十』一句,在《文物》、《考古》等考古資料中,僅春秋早期河南上村嶺虢國墓地第1051號車馬坑6號車相符。戰國早期山西太原金勝村趙簡子墓出土車輿17輛,只有3輛輪輻三十,戰國早期山東臨淄齊陵鎮大墓出土車輪46個,部分輻為三十。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考工記》只記『周天子』的禮制用物,上述虢國墓是國君,趙簡子勢力強盛,都是諸侯卿大夫中非一般人物,『輪輻三十』的『天子之制』,被他們用上一輛,已屬『僭越』,所以,不在符合『輪輻三十』的車乘出土多少,而在於在什麼人的墓中出土。上述虢國是小國,但國君之逝,葬禮可以『加一等』,虢國墓葬的列鼎和輻制似應以此解釋。到秦始皇時代,他的皇陵出土銅車就是『輪輻三十』,實行『天子之制』了。」
  以上是從意義上來看「三十輻」。如果「三十輻」有特殊意義,甚至只有天子、王才有資格使用,則挖掘出來的機率便大減。如此一來,就很容易得出偏頗的結論。從〈大戴禮記.保傅〉、賈誼〈新書.容經.兵車之容〉的記載看來,則所謂「三十輻」是「路車、路輿」的輻數,有象徵意義。又由〈列女傳.賢明.秦穆公姬〉所引詩看來,則路車並非一般用途的車或者常見之車!其實是諸侯用車的專稱。因此,不考量「數字」的「等級意涵」、車子的用途與車輻數量的關係,即便能挖出許多車子,也很難得出一個符合事實的推論。
  此外,車子隨著用途的不同,也可能有不同的設計,譬如一般座車、戰車與運貨車,其側重點不同,設計也會跟著產生差異。這一點從以上的引文中對於「兵車、田車、乘車」(曾侯乙墓出土的車子種類更多)輪子的講究便不難看出。既然三種車的車身寬窄、車身輪子高度不一,僅就力學來考量,所用車輻的數量就可能不一致。對於不同用途的物件有不同的設計,不僅表現在車子整體以及其部件上,我們還可在其他物件的設計上看到這樣的思想:

〈周禮.冬官考工記〉: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栗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
  矢人為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
〈周禮.夏官司馬〉: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庚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庚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撇除以上幾點不論,既然戰國中期的墓地就有這樣的車子,同時余明光也未能知曉當時從什麼春秋末年的墓地挖出的車子實況如何,試問他怎麼證明春秋末年沒有這種車子?如此簡單的一個邏輯推理,這些學者居然一無所知?簡直令人驚訝非常!即便今日挖出了什麼春秋末年的墓地,結果裡面只有非三十輻的車子,這就能證明春秋末年不存在這種車子嗎?顯然不行。一句話,余明光的推斷過於草率,表面上講究實物,實質上根本沒有!而實物與墓主人身分的關係也未被考量進來,而這其實正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人一生重大事件的頭等大細節!因此,想要用三十輻的車子來論定年代,請先確定春秋末年的墓葬裡絕對找不到這種車子。如果一個墓沒有、兩個墓沒有、三個墓沒有,但有其他型制的車子,那麼即使這是歸納法,也能讓人更信服,即便也很容易被推翻。但連一個春秋末年的墓葬都沒有舉出來,就說春秋末年沒有,秦始皇墓地挖出了兩輛就變成了定制,之前的就不是。秦始皇是天子,而其他諸侯就不能僭越,這顯然也不符合春秋戰國的歷史事實!因此,余明光這種種簡單又荒謬的推斷,確實令人無言!
  何況,為什麼老子說了一句:「三十輻共一轂」就表示這種車子是當時的「定制」?這種結論是如何做出的?顯然余明光在這裡犯了不當預設的邏輯謬誤!我們可以說老子身為作者,他所拿來比喻的對象會具有一定的意義,譬如這種形制的車子可能具有某種代表性,如天子的座車的輪子或者是當時普遍的車子的輪子,或者僅僅是老子喜愛這樣的數字,這樣的代表性或者作者的個人喜好所指向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它可以反應作者或當時環境的某一個面向與環節,但何以見得就是「定制」?因此,這種說法自然也是毫無根據可言!如此一來,去尋求什麼時代這種車子特別多,顯然也只是解釋了其中的一種可能性而無法因此做出什麼可靠的結論。遑論隨便從秦始皇的墓葬中有兩輛車子就說這是一種定制、就說這種定制是到了秦始皇時才「定下來」的,這無疑也是一種以偏概全、不學無術的說法!而事實上,根據〈周禮.冬官考工記〉可知,這是天子所用的車輻數,甚至也不一定就是所有不同種類車子的車輻數!
  若要實事求是,讓實物做證據,那麼根據當前考古已經發現的所有春秋末年的車子以及戰國時代的車子,則可以得出結論,「三十輻共一轂」從來不成為一種「定制」,或者更準確的說是不是所有車子的標準設計、不是「工業標準」,並且在諸如春秋末年的墓葬如晉卿趙氏墓中,也已經發現了這樣的車子。因此,實物的出土已經自動的終結了余明光的這種謬說!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不得不補充一個校勘學的基本常識,古籍中「三」很容易誤做「二」,固然我們確實可以肯定這裡就是做「三十輻」,但如果忽略了這樣的常識,滿心的以為證明了春秋末年不存在「三十輻」的車子就能證明這本書不是春秋末年的書,那是已經預設了這句話絕對沒有在整個古籍流傳的過程中發生訛誤的可能!而通常這樣的預設是錯誤的!
  總結而論,「三十輻」是天子專用的車輻數,至於是否是所有屬於周天子的所有種類的車子都採用「三十輻」,則恐怕還得依賴出土實物的證明!我們判斷「三十輻」是否「定制」不在於老聃是否用了「三十輻」,而是來自古代的工業設計專書《考工記》(〈周禮.冬官考工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古代的諸侯不「僭越」,誰能在古代的諸侯墓中挖出「三十輻」的車子?如果不是在春秋末年以前的周天子的墓中挖出,能得出什麼令人信服與符合客觀事實的結論?而就一個反駁者的立場,只要能找到一個反例,這種「企圖」利用「歸納法」的「結論」就會被推翻!遑論考古活動所找到的反例已經不只一個!
  余明光接著從《老子》書中其他可以體現出時代特色的詞彙、用語著手,企圖以此來加強自己的論點,自然這第一個提出的「證據」,看到這裡的讀者都已經耳熟能詳、滾瓜爛熟了,那就是「萬乘之主」。余明光說:「二、帛中《老子》曰:『若何萬乗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今本為第二十六章)梁啟超認為『萬乘之主』這種口氣,不是春秋之時的語言,應是戰國時候的話,故斷《老子》書為戰國作品。但缺乏具體的事實加以論證,而駁之者卻說:『孔子可以說「千乘之國」,而不許老子說「萬乘之君」,豈不奇怪?』或說:『在《老子》書中有一句「萬乘之君」,有許多人以為是出於戰國時的證據。其實不然,《論語.先進》:「……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懂,由也為之……』」既云攝乎大國之間,又說加之以師旅等,可見千乘之國正是被大國蹂凌的小國。所以,在春秋時說萬乘之國當然是十分可以的。』直至現在仍然有人以此理由否定《老子》書是戰國時的作品。可見,從梁啟超提出問題到胡適等人的反駁,雙方都缺乏有力的事實根據。現在我們從事實出發,考查一下春秋末世是否有「萬乘之國」,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余明光接著統計了春秋時代,「魯、宋、衛、鄭、周室、齊國、晉國、楚國、秦國」等國的兵車數量,可惜功夫下得不夠深,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當然這裡面不一定都是兵車。但估計秦國當時的兵車,至少也在二千輛以上。綜上可見,春秋之時,魯、宋、衛、鄭、周室等國皆可謂『千乘之國』。正因為這些國都是些小國,又夾在晉、楚、齊、秦等大國的中間,所以子路才會說『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的話,這是完全符合於當時實際情況的。而吳、越、齊、晉、楚、秦等大國,其兵車皆在三千輛以上,多者可能達到五千乘,但距萬乘還遠,故不可能有『萬乘之主』。至戰國之時,七雄爭勝稱霸,各國兵車之數,皆在萬乘之上,故可稱『萬乘之主』。由此可以論定,《老子》書實出於戰國時期,而不可能在春秋之世。」
  這裡余明光一如以上的所謂證據,犯了許多錯誤,以下一一指出:
  試問:小國叫做「千乘之國」,當時人要怎麼稱呼「大國」?稱呼之前都要做一些情報收集,指出實際的兵車數量?還是用一個成數、一個等級上大於「千乘」的成數來代表「大國」?
  試問:「至戰國之時,七雄爭勝稱霸,各國兵車之數,皆在萬乘之上」究竟證據何在?究竟哪一本史書或哪一個人的話曾經明確的讓我們得知戰國時代「各國兵車之數,皆在萬乘之上」?這種信口開河的結論,完全把余明光之前統計春秋時代各國的努力一次抵消乾淨!
  試問:周王身為天下共主,隨便不能湊出個萬乘?老聃身為周朝的臣屬,不能在有意無意之間預設了最高統治者就是周王?周王不能被稱為「萬乘之王、萬乘之主、萬乘之君」?非得戰國時代那些無法統管天下的「王」才有這種資格?
  試問:戰國時代稱王的有幾個?有什麼特別之處?楚國是什麼時候稱王的?楚王在春秋時代沒有萬乘,戰國時代莫名其妙就能增加到萬乘?這些都不用交代一下?
  根據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詞彙.萬乘〉的徵引文獻可知,春秋末年的晏子、伍子胥、孔子、子夏都說「萬乘」,晏子、孔子、范蠡都說「萬乘之主」,為何就老聃不能說!疑古者們知道這些人曾經口出「萬乘」嗎?或者,這些又都成了不可信的「證據」?
  至於「千乘、萬乘」的詳細考證,請見〈孫子兵法論正.春秋、戰國用兵數量問題〉以及本書相關章節的補充,不贅!
  余明光接著說:「四、帛書曰:『夫兵者,不祥之器也……是以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而上將軍居右。』(今本為第三十一章)梁啟超指出這一節裡面的『偏將軍』與『上將軍』的名稱,經前人考證,在春秋之世是沒有的,而只有在戰國之時才有。張煦反駁說,這章不足為據,並引宋人晃說之、明入焦弱侯的注釋和清四庫館的校語為證,證明這章是後人的注疏雜入正文所致。其它反駁此說的人,皆以此為由否認梁啟超的這一論斷。但是帛書的出土,卻推翻了眾說,證明原文如此,並非注疏之文雜入了正文。這就有力地證明了《老子》書出於春秋末世之說是站不住腳的,而出於戰國之論倒是正確的。這章既然與軍事有關,即可考察春秋之世的幾次大的戰爭,如公元前632年的晉楚城濮之戰,公元前627年的秦晉崤之戰,公元前597年的晉楚邲之戰,公元前589年的齊晉鞍之戰,公元前575年的晉楚鄭鄢陵之戰,公元前506年的吳楚柏舉之戰,公元前494年的吳越夫椒之戰。這些戰爭各國統率部隊作戰的人中,確實無『偏將軍』與『上將軍』的稱謂。經文既是原有的,稱謂在春秋之世又沒有,這就證明《老子》書實出於戰國時期是沒有疑問的。」
  余明光之時,《古史辨》早已出版了近半個世紀,結果余明光只說了張煦的謬誤,卻絲毫不提胡適在《與馮友蘭先生論老子問題書》中已經指出的「偏將軍」證據。若說這不是刻意忽略,那即是功夫下得不夠深!至於張煦等人把一些自己沒辦法證偽、反駁的事情輕易的用「注文摻入正文」來交代,自然容易得到這樣的結局。這些前面已經論述過,就不再多說了!
  余明光說:「五、近人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有一點是很值得重視的,即根據思想學說發展的次序脈絡以證明某種學說所處時代的先後。這是非常科學的,也是無庸置疑的。像錢穆、張季同、羅根澤等先生都很重視這一科學的方法。因為它是科學的,所以我們才應當尊重。比如論及是孔學在前呢還是老學在前的問題時,就涉及到仁、義、禮、智等理論的看法了。堅持孔學在前的,就是因為孔子提倡這些,而《老子》書卻反對這些。所以顧頡剛先生說,『在沒有儒家提倡仁義以前,《老子》說的『絕仁棄義』是無意義的。』批判總應該是有的放矢吧,絕不會是放空炮,本來這是極易理解的道理。可是反對者卻硬說這是孔子對老子思想的批判。那麼我們要問,在老子以前有誰提倡了仁義道德,才促使《老子》批判仁、義、禮、智呢?又有誰倡導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才促使《老子》提出『絶學無憂』呪?有誰大力提個『有為』、才促使《老子》提出『無為』呢?有誰倡導要博聞多識,才促使《老子》提出『絕聖棄知」呢?否則的話,《老子》的學說及其批評的意見不都是在無的放矢嗎?。」
  看完這段話,估計不笑的讀者很少了吧!「錢穆、張季同、羅根澤」可以跟「科學方法」聯繫起來!顧頡剛的說法更屬可笑之論,沒有儒家以前,難道沒有仁義?難道人心都不向善?難道孔子以前的所有智者絕沒有人提倡?社會一片黑暗,必須等到孔子出來才懂得提倡已經發明創造了不知道幾百年的概念?這種明顯違背常識的說法,竟也能吸收許多信徒,確實令人無言以對!而且說「有誰大力提個『有為』、才促使《老子》提出『無為』呢?」難道余明光真心不知孔子也提倡「無為」?如果連孔子的思想都沒搞清楚,卻一昧的想要用孔子、儒家的角度來看世界,那無疑非常可笑!至於「在老子以前有誰提倡了仁義道德,才促使《老子》批判仁、義、禮、智呢?」難道孔子當時所面臨的「禮崩樂壞」的世界之前的世界不是「禮不崩、樂不壞」的世界?那麼是誰提倡的呢?這種問題豈非可笑已極!而且若按余明光等人的邏輯,如果不是「仁、義、禮、智」已經不被重視,孔子為何要提倡?既然如此,試問「仁、義、禮、智」什麼時候開始不被重視?在不被重視之前豈不是被重視?那麼是誰重視?怎麼個提倡法?如果一大堆專家權威連這點常識都沒有,筆者除了建議這些「大師」多讀點邏輯學的書、多思考以外,實在沒有其他更好的建議了!
  余明光繼續說:「歷史事實證明,在孔子以前,所有的文化知識都還在『官府』。雖然在春秋後期,有一些『王官』散落在社會上,他們也只是背誦一些《詩》、《書》古訓的縉紳先生罷了,決沒有私人著書的。即使是孔子的《論語》,從嚴格意義上說,也還不能算作是私家著作。胡適謂:『當孔子生三歲時,叔孤豹己有三不朽之論。其中「立言」已為三不朽之一了。他并且說:「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難道其時的立言者都是口說傳授嗎?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類,難道都是口說而已?至於鄧析之書,雖不是今之傳本,豈非私人所作。』今按《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所載,『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孔穎達疏:『……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並非後世所謂著書立說的意思。以此比照《論語.季氏》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說的也是周任所講的話,並非孔子引用周任所著的書。這點可與《論語.憲問》:『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互為印證,指的也是有價值的言論,並非著書立說之意。如果硬要說在春秋之世就有私人著作,那麼『學在官府』豈不是一句空話,歷史豈不真是一個女孩子任人打扮的麼!誠然,那個時候書還是有的,不過不是私人著述,只是各國的《春秋》史記罷了。」
  這一段話無疑暴露了疑古派一脈相承的無知。余明光一來要引〈漢書.藝文志〉隨便就把幾個有「黃帝」字樣的書就指成是所謂的《黃帝書》把專名隨意的變成了通名,而其前提是信任〈漢書.藝文志〉並無限放大使用其中的資訊!那麼難道這些疑古派不該好好讀一下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春秋時代的書嗎?難道那些歷史是可以讓隨意幾個疑古派的胡說八道、鬼扯蛋就取消掉了嗎?至於春秋時代有多少著作,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至於其中把「立言」說成不是「書」只是「話」,這種沒常識的說法,實在令人難以忍受。試問:如果這只是周任的「話」是要怎麼流傳下來?是要怎麼一字不差的傳到孔子以及其他人耳中、腦中?這種只要稍微用點腦就能知道的東西,怎麼還會被提出來當成一種證據呢?更荒謬的是究竟「學在官府」是誰說的?「學在官府」又怎樣?為什麼說「學在官府」,私人就不能有著作?這之間有什麼邏輯上的矛盾關係?
  關於「立言」:
〈孔子家語.顏回〉: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可亡,可謂知禮者矣。」

  試問,如果「立言」只是口頭流傳,能流傳多久?如何「不朽」?如何「不廢」?(不計算書籍自動失傳的狀況)為何稱為「立」?「立」在哪裡?誰的話不能口頭流傳,非得說成「立言」?疑古派除了把「立言」曲解之外,更把帛書、竹簡的時代無限拉後,彷彿春秋末年的一眾智者全成了白癡,有竹簡、帛書、金石卻擺著不用,卻偏偏企圖想用口頭傳頌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傳遞下去,還自以為得意!試問誰有這麼強悍的記憶力?試問難道《論語》中孔子所說的每一句話全部都是弟子牢記在腦中的?都沒有用其他東西記下來?這種不符常識、不符實際實物的說法,很難想像居然也能獲得部分學者的認同!至於鄧析著《竹刑》,按照疑古者這種說法,不知道要放在誰的腦袋裡,讓鄭國的駟歂隨時可以拿來用一下?豈不荒謬透頂!至於春秋時代那麼多書籍流傳到班固之時,這些記載也可以被疑古派輕易、隨意漠視、否認!不得不承認,學閥掌權,真是好用!

  余明光最後說:「現在再看《老子》書,它所敘述的古代思想變化的過程是:道一徳一仁ー義ー禮,這樣的思想演變過程。所批判的也是仁、義、禮、智這一套理論體系。以前雖說甲骨、金文中就有『仁』字,在《易.繫詞》和《易.說卦傳》以及《左傳》等中有『仁義』等連用詞,但它畢竟還是孤立的用詞,畢竟不是某種理論體系。而把仁、義、禮、智作為一種理論體系提出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儒家孔子首先提出來的,這是歷史的事實。我們不能孤立地去考查某一名稱術語,而應該與它的理論體系和時代背景聯系起來作分析考察。如孔子重視『禮』,是因為春秋有重視禮的傳統;《老子》批判禮,也是因為戰國有反對禮的傳統。兩種思想都有時代的烙印,說《老子》書出於戰國是有歷史根據的。」
  按照他的意思,老子不能「孤立的」使用「仁義」?孟子先說仁義的說法被擊垮了,就改弦易轍,說以前說得都只是孤立的用,老子不是孤立的用,因此只能在也不是孤立的用的孔子之後?這是哪門子邏輯?此外,「仁、義、禮、智」是怎樣到了孔子的口中就是一種理論體系?其他人不管說幾萬遍也不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儒家孔子首先提出來的」,多讀點書就知道這不是歷史事實,究竟要別人怎麼承認?「如孔子重視『禮』,是因為春秋有重視禮的傳統」,前面不是還說「禮」是孔子提倡的,有重視禮的傳統還需要提倡什麼?「《老子》批判禮,也是因為戰國有反對禮的傳統」,究竟戰國時代怎麼反對禮,要不要交代一下?為讀者長點見識?戰國時代究竟誰反對禮,什麼時候開始?這個誰又為什麼有這種影響力?影響力大到可以影響整個世界?而孔子當時有本事影響整個世界?這是在睜眼說瞎話?孔子沒本事影響整個世界,憑什麼代表當時的世界?為什麼墨子這個與儒家為敵的學派,不反駁「仁、義、禮、智」反而是老子來反駁?難道墨子不算戰國時代的人?墨家不算戰國時代的學派?那麼究竟「戰國有反對禮的傳統」的傳統以致於導致了《老子》要批評、墨子卻不批評的理由與根據何在?
  任何用類似「仁義」這樣的複合詞組想要來證明一本書的年代的疑古者首先都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邏輯謬誤:循環論證。首先,按照史書記載《老子》是老聃寫的,結果現在疑古者先把《老子》排除在「仁義」的搜索對象之外,接著用其他「最早」(不幸並非最早,而只是自以為最早。)的文獻的年代,來證明《老子》「必須」晚於這些文獻的成書時間。試問,現在《老子》的年代尚且還沒證明(還在證明之中,還在企圖用「仁義」來證明!),如何能被排除?先把《老子》排除,再用比《老子》還晚出的文獻的年代來證明「仁義」的晚出,接著再用「仁義」的晚出來證明《老子》的晚出,這不是循環論證,什麼是循環論證?可悲的是整個學界竟然無人指出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
  根據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詞彙.仁義〉的徵引文獻可知,春秋末期的師曠、晏子、孔子、曾子、計倪都談仁義,我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老聃不能談?一個疑古者不讀書、書讀不多,我們只能說那是他個人的素養問題,一整個世紀的疑古者都不讀書、書讀不多,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余明光最後毫無疑問的從錢穆等人的所謂科學方法也即「思想脈絡」著手,又開始大談「尚賢」。這些毫無思考能力的片段,也就不再多引。關於「尚賢」說,無非就是不讀書、書讀不多的結果,相關論證請參考其他章節,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