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3日 星期日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羅根澤《古史辨》第六冊序言〉

羅根澤《古史辨》第六冊序言

我在民國二十一年,編有《諸子叢考》一書,承顧頡剛先生的好意,列為《古史辨》第四册。顧先生所編的《古史辨》第五册於二十四年出版,所以這本《諸子續考》便列為《古史辨》第六册。第四册因印刷上的關係,止收印了通考及考據儒、墨、道、法四家的文字。所以擬議中的第六册,以第四册出版以後的通考及考據儒、墨、道、法四家的文字為上編,考據名家以下的文字為下編。哪知擬議不能預合事實,書出至今,雖止短短的三四年,而這三四年中的考據諸子的文字,竟有意外的收穫。特别是老子年代的考據,以余所知,言之成理而持之有故者至有二十萬言之多。這樣不能不變更計劃,以通考及考據諸子者為上編,考據老子者為下編。上編先諸子通考,次各家分考,而同考一人一書者,則以論文的發表年代為序。下編先方法論,次老聃考,次《老子》書考,次老聃及《老子》書合考。
  關於研究諸子的計劃,已詳第四册序文,茲不再贅。關於考據老子年代的文章,止第四册及此册所收,就有三十五六萬言,真是有點小題大作。不要說旁觀者望而却走,當事者也見而生畏。但老子的年代問題,究竟是需要解决的,除非將先秦的學術束之高閣,否則這個問題如不解决,一切都發生障礙。現在這個問題應當解决了,止是我不便遽下斷語,因為我也是當事人之一。但我總希望能使讀者得到一個大體的輪廓,庶可據作他方面的研究。所以趁此搜集古今人的考據成績,提要鈎玄,略述於下;自己的一點愚見,也附帶提敘。俾讀者可以參校比觀,抽取合理的解說。
  本來這個問題在西漢初年便已有了,司馬遷(前一四六一~八六?)在他的《史記》裏,類集了道室、史家以及老氏家譜或老子後人的傳說,寫成了一篇老子傳。道家謂孔子曾經向老子請教;史家則記孔子卒後百二十九年,太史儋即老子到秦國見秦獻公;老氏家譜或老子後人的傳說又謂老子的七世孫假仕於漢孝文帝,八世孫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如此叢脞參差的材料,使以「整齊百家雜語」自命的司馬遷,無法整齊,止好並存諸說。老子的年代,遂成了上為孔子老師,下見獻公論霸的「蓋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了。
  這樣矛盾共存的維持了一千二百多年,中間惟有北魏崔浩(?——四五〇)曾經懷疑。可惜其說已佚,止見於宋王十朋《策問》說:「至如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梅溪先生文集》卷十三)。此外,唐韓愈(七六八——八二四)作〈原道〉說:「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但衛道有心,論辨無據。到宋代才在懷疑辨僞的空氣裏,有人起來研究考辨。以我所知,最早的要算陳師道(一〇五三——一一〇一),在他的《理究》裏說:
  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次之,關、老又次之,惠、莊終焉:其關、楊之後,墨、荀之間乎?
  次之,葉適(一一五〇——一二二三)在他的《習學記言》卷十五裏說:
  言老子所自出,莫著於《孔子家語》、《世家》、〈曾子問〉、〈老子列傳〉。蓋二戴記孔子從老聃祭於巷黨云云,史佚子死,下殤,有墓: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嘆其猶龍。遁周藏史,至關。關令尹喜强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非禮家儒者所傳也。以莊周言考之,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亦言孔子贊其為龍,則是為老學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辭也。二說皆塗引巷授,非有明據。然遷謂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绌老子。稱指必類,乃好惡之實情,烏得舉其所詘而亦謂孔子聞之哉?且使聃果為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析於其間,而故為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為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爾。
  又卷二十說〈史記.老子傳〉:
  序老子頗似鬼物,隱見不常,而其子孫乃有名數至漢可考,何也?
  再次,黄震(寶祐四年,即西元一二五六年進士)在他的《黄氏日鈔》卷五十五裏說:
  《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為之。異端之士私相推尊,過為誣誕。
  陳師道據各書的稱引,定其年代在「關、楊之後,墨、荀之間」,最有見地。葉適雖謂儒道兩家所述的孔、老關係,「皆塗引巷受,非有明據」。但又說:「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為此書者必非禮家之老聃」。則似認為有兩位老子,一是教孔子的儒家之老子,一是著書的道家之老子。蓋一則炫惑於老子的「隱見不常,而其子孫乃有名數至漢可考」;二則對儒道兩家所述的老子,希望找到合理的調和。結果祇有將一位老子,分為兩位老子;而老子的問題,依然不能解决。至黄震並沒有舉出證據,止是籠統的懷疑而已。
  認為有兩位老子的,在宋代似乎還有人在。可惜姓名及文章皆佚,止在吳子良《林下偶談》的反駁裏,透露一些殘存的論證: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虛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矣。」夫孔子以禮問聃,則聃非不知禮者,而聃之言如此,亦豈非禮之意,然而獨諱言禮,顧以為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蓋聃之於禮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廢,則意亦不能以獨立矣。此老子鑑文之弊,而矯妄過正之言也。或謂有二老子,絶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既稱「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既稱太史儋即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老子,而太史公不能斷耶?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論理之意則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亦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既曰隱,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
  這段文字,前半指出《老子》書的非禮,與孔子的問禮衝突;後半指出「絶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關於前者,吳子良的反駁謂老聃對於禮,「尚其意,不尚其文」。惟其尚禮之意,所以以禮告孔子。惟其不尚禮之文,所以有「鑑文之弊,而矯枉過正」的反禮的言論。關於後者,吳子良的反駁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即是《道德經》之旨」。换言之,答孔子問禮的老子,就是著《道德經》五千言的老子。前後兩說,應當同出一人。惟吳子良述後說之前,冠以「或謂」二字,又有出於二人的可能。果爾,懷疑老子年代者,可知大不乏人。
  吳子良對前後兩說,雖都有反駁,但並沒有堅固不拔的見解,止是覺得「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然則他的反駁的論證,不過是為了坐實不能據斷而已!
  此外,李覯(一〇〇九——一〇五九)《策問》說:「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共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佛之說不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明辨之,無牽舊說」(《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雖似以《禮記》為經,不容有妄,但望對者「無牽舊說」,顯係對舊說懷疑。王十朋(一一一二——一一七一)《策問》也說:「夫子之始末,莫詳於世家。抑嘗讀之矣,而未免乎疑,庸可以不辨?嘗適歷矣,及其施(蓋旋之誤)也,老子以言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老子之言,似不徒發,必有以箴夫子之失。使夫子果有此失,豈足為聖人乎?此不免乎疑也(《梅溪先生文集》卷十四)。朱熹(一一三——一一二)《策問》也說:「禮經記孔子之言,有得於老聃者,亦與今道德上下篇絶不相似,而莊生之言,則實近之,皆不可曉。敢請問於諸君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王十朋懷疑孔子的問禮老聃,朱熹懷疑老聃的教訓孔子。李、王、朱三人既都以此策問士子,可見老子年代及與孔子的關係,在當時亦由懷疑而成了學術界的重要問題了。
  不過,李覯、王十朋與朱熹都沒有明文論次,陳師道的論證極簡,葉適與佚名者的分為兩位老子,又很難得到學術界的同情。反之,吳子良所說的「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斷,俊二千餘年,將何處據而斷耶?」卻正合一般人的懶於探問,主張「存而不論」的心理。由是老子的年代問題,遂又矛盾共存的維推了八九百年(中間也許有人懷疑,知後補錄),到清代才又在考古求是的空氣裹,有人起來研究考辨。以余所知:
  (一)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九)在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作《老子《道德經》考異序》,據說文「聃、耳曼也。」「聸、垂耳也。」「耽、耳大垂也。」又《說文》「南方聸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俱作「儋耳」,《淮南王書》作「耽耳」。斷定「聃、儋、耽,三字相同,故並用之。」這當然是在證明「儋即老子」。但又引《莊子》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孔子南之沛,見老聃」。據謂「是孔子問禮之老子,即著《道德經》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則雖謂太史儋即老子,而又承認孔子的問禮老聃,或者真的相信老子活了二百餘歲,亦未可知。
  (二)汪中(一七四四——一七九四)的《述學補遺》中有《老子考異》一篇,說老子有可疑者三點:
  一、孔子問禮於老子,而《老子》書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二、周、楚聲教中阻,楚人仕周頗可疑。
  三、身為王官,不得稱隱君子。
  由是進而說老子的年代很晚。證據是:
  一、與關尹同時的列子被殺於孔子沒後八十二年,為關尹著書的老子年世可知。
  二、〈文子.精誠〉篇引《老子》以秦、楚、燕、魏並稱;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魏之建國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
  三、〈列子.黄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楊朱〉篇述子貢之世的端木叔,〈說苑.政理〉篇又稱楊朱見梁王;楊朱為老子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及見梁之稱王,則老子不能與孔子同時。
  四、函谷關置於獻公之世,老子之子宗當秦昭王時,知「遂去至關」的老子是秦獻公時人。
  本傳說太史儋即老子,其言極是。汪中與畢沅同樣主張太史儋就是老子,但畢沅相信孔子的問禮老子,汪中否認老子的與孔子同時。所以畢沅是將老子的年歲拉長,汪中是將老子的時代拉後。
  (三)崔述(一七四〇——一八一六)在他的《洙泗考信錄》卷一裏,力辯孔子問禮於老子之說。他認為此說的來源,由於「戰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子,為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訕孔子」。他的證據是:
  一、孔子並不「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知「謂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
  二、「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詳矣」,並沒有稱及老聃,知「謂孔子稱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
  三、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絰中,且年僅十三,不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明年孔子已不在魯,已無君可請,知「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妄也」。至《道德經》五千言,「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絶不類」,「要必楊朱之徒所僞託」。但對老聃的年代,他仍信在春秋末年,所以說「老聃在楊墨前」。
  (四)牟廷相在道光丁亥(一八二七)作《繹老序》,認為老子的年壽是極長的。〈周語〉幽王二年,伯陽父知周將亡,〈史記.周本紀〉謂之太史伯陽,〈老子傳〉謂李耳字伯陽,知伯陽父即老子,當幽王初年。儋、聃聲同,知太史儋亦即老子,當秦獻公時。在周稱伯陽父,至孔子時稱老聃,見秦獻公時稱儋,前後並為三百八十年。但《老子》書的著作年代,則當在去周入秦之歲,即孔子卒後一百二十九年。理由是本傳言「老子之去周至關,關令尹曰:『子將隱矣,强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上下篇」。又孔子稱老子述而不作,知孔子時,老子未嘗有所作書。孟子闢楊墨不闢老,聖伯夷、柳下惠而不言老子,知孟子時,老書初出,未有盛名於天下。〈荀子.天論〉才說:「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知荀子嘗見其書了。
  (五)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在《桂學答問》裏說:「各子書雖《老子》、《管子》,亦皆戰國書,在孔子後,皆孔子後學」。
  清人的考據自然比宋人進步多了。但畢沅雖證明了「儋即老子」,却無補於老子的年代問題。崔述雖否認了孔子的問禮老子,又說《老子》書是楊朱之徒所僞作,却仍承認老聃是春秋末年人。止有汪中的考辨最為詳贍,論斷最為明確。但在積極方面雖找到了老在孔後的證據,消極方面却沒有駁正了老在孔前的文獻。至牟廷相治絲益棼,於老聃、太史儋以外,又加上伯陽父的糾纒,使老子的年歲由二百加到三百八十。康有為止有《老子》書在孔子後的意見,並沒有證據,更當然沒有力量了。
  大概是基於上述的考據老子年代的證據貧乏,同時也是由於舊說的入人者深,所以老子仍能安然的做孔子的老師,安然的享受先秦各家都出於道家,即都出於老子的榮譽。民國八年,胡適之先生《中國哲學史大綱》,仍依舊說。至十一年,梁任公先生作《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始提出六條證據,斷定《老子》書的著作時代在戰國之末。老子的八代孫,與孔子的十三代孫同時,是第一件可疑。孔、墨、孟都沒有稱及老子,是第二件可疑。〈曾子問〉所載老子的談禮,和《老子》書相反,是第三件可疑。〈史記.老子傳〉本於莊子,莊子是寓言,不能看作歷史譚,是第四件可疑。老子有許多太激烈太自由的話,不像春秋時人說的,是第五件可疑。《老子》書的「王侯」、「侯王」、「王公」、「萬乘之君」、「取天下」、「仁義」等字樣,也不像春秋末年時所有,是第六件可疑。
  梁先生的名望既高,所舉的證據又確鑿,所批評的又是胡先生的名著,所以其說一出,學術界大為震動。梁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十一年十一月十三至十七日的《晨報副鎸》,隨後便有張怡蓀先生(煦)的《梁任公提訟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在同年同月的二十二至二十四日的同一《副鎸》發表。針對梁先生的文章,逐條反駁:
  一、自孔子至漢景帝四百一十年,老子縱不是活了幾百年,但總在百年左右。百年左右的老子之子孫,歷世九代,可有四百年。孔子二十歲生伯魚,其後十三代皆不永年,定皆早年得子。所以老子八傳至解,與孔子十三代孫同時,並不奇怪。
  二、《論語》中的「竊比於我老彭」,老即老子。又「以德報怨」,此文見於《老子》。
  三、以尼采做例,〈曾子問〉的老聃拘謹守禮有何問題?
  四、未駁。
  五、認為可不置駁。
  六、在對《老子》原文或改竄未下改訂以前,不能以文字定時代。
  結果判決「梁任公所提各節,實不能絲毫證明《老子》一書有戰國產品嫌疑」。
  但有人反駁,也有人贊成。最早是顧頡剛先生在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與錢玄同先生書云:「老子决當如梁任公先生說,是戰國末年的書」。於梁先生舉的證據外,又舉出兩個證據:其一、老子是「經體,同於墨家的墨經,荀子所引的道經,韓非子内外儲說之經;戰國前期,不會有此類著作。其二、老子痛恨聖智,實在因為戰國後期,社會上受游士的損害重極了,才有這種呼聲。在春秋末年及戰國初期,也是不會有的。(見《古史辨》第一册頁七三)。
  同年夏秋間,錢賓四先生(穆)作《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就《老子》開宗明義的「道」與「名」二字,論其思想系統。關於「道」一方面,「《論語》言道,僅言人事」,「墨子言義不言道」,「至莊子論道,乃與老有同樣之見解」。然有的道字「與《論語》素樸之義為近,與老子深遠之旨為遠。則莊生言道,為孔墨與老子之過渡」。關於「名」一方面,「孔子首言正名,然其所指不過君臣父子間之名分」。「墨辯論名,乃指凡名實之名」。至「莊子則謂名字言說均不足以言真理」,其意「不過為老墨兩家作一調人。」至老子則息争之事匪急,而認道之心方真……故曰『道隱無名』」。所以「《老子》後於《莊子》(見《燕京學報》第八期)。至十六年,張仁父先生(壽林)也徵引了畢沅、汪中、崔述諸人的考訂,及衛聚賢先生的「于」、「於」用作介詞統計表,寫了一篇老子《道德經》出於儒後考,斷定「《老子》著作之時代,當在孔子之後,約在孟子之前後也。」十八年六月,劉澤民先生(汝霖)出版《周秦諸子考》,說教孔子者是老聃,輯《老子》者是李耳。老聃「說了許多格言,却沒有書行世」。至戰國的李耳始編輯成書,所以「就帶了戰國時代的色彩」。《史記》混為一人,「就成了千古疑案」。
  至我自己也是相信老在孔後的,並且認為老子就是太史儋,在孔子後百餘年。
  《老子》書的被推在孔前,由於老子人的被推在孔前。所以考據老子,不能衹是考書,更應進而考人。十六年,草《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對老子的成為孔子之師,考知是道家的推崇本宗,排觝儒家。正同於後來佛家盛行,道家造《老子化胡經》,說釋迦是老子的弟子。實則老子就是太史儋,除畢沅、汪中所舉的證據外,還有三個證據:
  一、老聃為周柱下史,太史儋也是周之史官。
  二、老子出函谷關,太史儋入秦也必出函谷關。
  三、老子八代孫不能與孔子十三代孫同時,太史儋的八代孫則正可與孔子十三代孫同時。
  十八年,到河南大學講《諸子概論》,又本此說,進而分析〈史記.老子傳〉的來源,知載孔子請教老子,取材於道家;太史儋見秦獻公,取材於舊史;老子世系取材於老氏家譜或老子後人的傳說。證明「或曰儋即老子」,是舊史或老氏後人之說;「或曰非也」,是道家之說。二者相比,當然前者可信,而後者是道家的把戲。二十一年,編印《古史辨》第四册,附了一點關於《老子》書是專著的考訂,題名《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收印在内。
  主張《老子》晚出的文章既多,主張《老子》在前的文章也隨之產生。一是唐立厂先生(蘭)的《老聃的姓名和時代考》,一是黄方剛先生的老子年代考。唐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十八年十二月及十九年一月的《天津商報文學周刊》。說〈曾子問〉屬於儒家,而所載「老聃對孔子的語氣,和《莊子》相合」,知確是「老聃比孔子長,孔子曾學於老聃」。〈莊子.天下〉篇和〈韓非子.内儲下〉、〈六微〉所引老聃的話,都見於《道德經》,知「老聃就是《道德經》的著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的傳授者」。「《道德經》是老聃的遺言」。至《史記》的老子世系是假的,至少也是有錯誤的。《老子》書中的非禮與〈曾子問〉的談禮,是「思想變换」。
  黄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十九年七月出版的《哲學評論》第二卷第二期。據《孔子家語》、《列子》、《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韓非子》及《莊子》所引老子語,「考訂《老子》書之年,至遲當於莊子生時已傳於世」。至作者,則據《戰國策》、《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鴻烈》及《賈子新書》,知是老聃。老聃是老彭,不是李耳;《史記》本傳不能據考年代,其年代可由《論語》求之。所以老子長於孔子,《老子》書成於孔子存時。
  考據《老子》年代晚出的文章雖不少,證佐亦泰半確鑿,但止是單篇論文。我所作雖放在我所寫的《諸子概論》,且大膽的先敘以孔子為首的儒家,次敘以墨子為首的墨家,然後再敘以老子為首的道家,但沒有出版。單篇論文每被視為意見,不視為結論,所以不能成為嚴重的問題。成為嚴重問題,要始於馮芝生先生(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的將老子放在孔、墨、孟之後。馮先生一方面採劉澤民先生之說,分老聃與李耳為二人。一方面以一則孔子前無私人著述,二則老子非問答體,應在《論》、孟後,三則老子為簡明之「經」體,可見為戰國作品。又說:「此三端及前人所已舉之證據,若只任舉其一,則不免有邏輯上所謂「丐詞」(Begging the questi〇n)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之文體、學說、及各方面之旁證,皆指明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則必非偶然矣」。
  馮先生的名著,最早用作清華大學講義,二十年二月由神州國光社出版(後又改在商務出版)。此書一出,又燃起辯論的火線。同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上便載有素癡先生的批評。首據英人翟理斯(H. Agiles)之說,謂《老子》的寫定時代在《淮南子》之後。次謂老學產生於莊子之前,亦即孟子之前。又次謂老學的創始人不可考。他大抵託老聃之名著書。至李耳則與老學無關,止是謬攀老聃作祖宗而已。六月八日的該副刊上又載有胡適之先生的批評與馮芝生先生的答辯。胡先生對馮先生所提三點,謂第一點,叔孫豹已以「立言」為三不朽之一。第二點,「非問答體之書應在問答體之後」的通則無據。第三點,簡明之「經」體不可解,《論語》何嘗沒有簡明之「經」體?並附帶的略駁梁任公先生的六條證據。馮先生則一面重申各證單舉有丐詞之嫌,合觀則必非偶然。一面對胡先生的駁梁先生說,亦逐條反駁。同時張季同先生作《關於老子成書年代的一假定》,亦繼續發表於該副刊的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十三日各期。就老子、《老子》書、老子思想、分别考察。認為《老子》書像是戰國初期的產品,其文體與《申子》、《孫子》相類。老子思想在孔墨之後,楊朱、慎到、申不害、孟子及莊子之前。老子人原在孔子之後,因與老彭混淆而在孔子之前。後來我給張先生一封信,贊成張先生所考據的年代,並告以我主張老子就是太史儋。張先生又作《附識》一篇,覺得老子實頗有是太史儋的可能。第一時代相同,第二老子即太史儋是很古的傳說。我也寫一《附跋》,提出「以『儒』名家的學派應在各家之前」,「由天道觀念的轉變知老在孔墨之後」的兩條證據。
  至二十一年六月,顧頡剛先生在《史學年報》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四萬餘言的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的偉著,統計「《呂氏春秋》的作者……簡直把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進去了,但始終不曾吐出這是取材於《老子》的。」「在《呂氏春秋》一書中,雖到處碰見和《老子》相類的詞句,但尋不出一點它的引用《老子》的痕跡。於是作一個大膽的假設:《呂氏春秋》著作時代,還沒有今本《老子》存在」。「至《淮南子》中,則老聃的獨尊的地位已確立。《老子》的成書時代必在此二書之間」。但「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時之作。」「上自春秋時的『以德報怨』,下至戰國末的『絶聖棄智』,大約有三百年的歷史」。「所包涵的學說甚複雜,自楊朱的貴生,宋鈃的非鬭,老聃的柔弱,關尹的清虛,慎到、莊周的棄知齊己,戰國末年的重農愚民思想,以及兒良的兵家言,都有」。至老聃則是「楊朱、宋鈃後的人,已當戰國的中葉。他以學徒的宣傳,使孔子為其弟子,而他的生年遂移前;又使黄帝與之同道,而他的學術地位遂益高」。
馮書、顧文的發表在二十年及二十一年,錢文雖作於十三年但發表於十九年。至二十二年,胡適之先生遂在《哲學論叢》第一集裹發表一篇《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對馮先生所提三證,認為都是丐詞,丐詞不是證據。其次將梁、顧、錢諸先生的證據,分為兩大組。第一組是「思想系統」或「思想線索」,那是「一把兩面鋒的劍,可以兩邊割的」。第二組是文字、術語、文體,那:「
  (1)我們不容易確定某種文體或術語,起於何時;
  (2)—種文體往往經過很長期的歷史,而我們也許祇知道這歷史的某一部分;
  (3)文體的評判往往不免夾有主觀的成見,容易錯誤。
  」
  其次專駁顧先生文說:
  「著書的人隨筆引用記憶的句子,不列舉出處;這一點本不足引起什麽疑問,至少不够引我們到『那時還沒有今本《老子》』的結論。」
  最後說:
  「我不反對把老子移後,也不反對其他懷疑老子之說,但我總覺得這些懷疑學者都不曾舉出充分的證據」。
  由是主張:
  「延長偵查的時期,展緩判決的日子。」
  胡先生一面作此文,以破《老子》晚出說;一面又作《說儒》(《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以立《老子》早出說。首說:「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他們的宗教是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又以先秦止有儒、墨兩家,道家之名始見於《史記》,「乃是一個『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混合學派」。斷定「老子也是儒。儒的本義為柔,而《老子》書中的教義正是一種『寬柔以教,不報無道』的柔道。……老子的教義正代表儒的本義」。《論語》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種討論可以證明孔子時確有那種過情的柔道人生觀。信《老子》之書者,可以認為當時已有《老子》之書或老子之教的證據。即有尚懷疑《老子》之書者,他們若平心想想,也决不能否認當時實有『犯而不校』的柔道,又實有『以德報怨』的更進一層的柔道」。至孔子見老子的傳說,其次序是:
(1)〈禮記.曾子問〉
(2)〈史記.孔子世家〉
(3)〈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4)《莊子》
  在〈曾子問〉裹老子是一位喪禮大師;在〈孔子世家〉裏已不信老子是古禮專家;到了〈老莊列傳〉就大不同了;至莊、列離古更遠,老子便成了一個倨傲謾罵的人。所以「古傳說裏記載著孔子問禮;這個傳說在我們看來,絲毫沒有可怪可疑之說」。
  至老子的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同於孔子的主張「禮後」,因為「深知禮意」,所以能「知道『禮之本』,不在禮文上」。
  《哲學論叢》裏還有馬夷初先生(敘倫)的《辨老子非戰國後期之作品》,也為舊說辯護:
  (一)以《呂氏春秋》〈下賢〉篇載子產見壺丘子林,《莊子》〈應帝王〉篇載列子見壺子,〈達生〉篇載列子問於關尹子,而關尹子即老子為著五千言者,證明「以年代考知《老子》作於戰國後期之非是。
  (二)以《莊子》、《戰國策》等書引《老子》,證明「以古書引用《老子》之文或學說,考知《老子》作於戰國後期之非是」。
  (三)以《老子》本不分章,獨以簡明而近於詩歌式之辭,說明義理,大抵一方與《易》之爻辭,一方與《論語》為類,證明「以《老子》文體及春秋時私人著述已多,考知《老子》作於戰國後期之非是」。
  在這裏我們要提前敘述馮先生對於胡先生的答辯。馮先生在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大公報世界思潮》上寫了一篇《讀「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答胡適之先生》,以醫生診病為譬,說明「一件一件不充分的證據,合起來也未嘗不能成為一個很充分的證據。我們不能因為證據一件一件看時不充分,而即斷定合起來也一定不充分」。對於《說儒》,馮先生也作《原儒墨》(《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二期),《原儒墨補》(同上第四期),說「儒之起是起於貴族政治崩壞之後,所謂『官失其守』之時」,並非起於殷民族的教士。
  回頭我們再看《哲學論叢》裏雖有胡、馬兩先生的反駁《老子》晚出之說,但也有主張晚出的兩篇文章,一是錢賓四先生的《再論老子成書年代》,一是熊偉先生的《從先秦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觀測老子年代》。熊文是根據錢先生的講演寫成的,同時又是錢文的前導,所以也可看作是錢先生的意見,而儘先介紹。此文首先說明「春秋時還衹是宗法社會,封建貴族正在崩潰的時期,戰國時却完全是軍國主義的空氣佈滿了」。次說明貴族以禮為政治,而未必習禮,由是庶人之中產生靠講禮吃飯的術士,就是儒家。後來儒家「漸得進身於貴族之列。但這些學儒的庶人中,有一班出身微賤的,自己實在講不起那麽繁華的禮,同時又覺儒家講的禮實在太駭人,於是激起相反的態度,便成了墨家」。所以「我們……可承認春秋的時勢世變,可以生出儒家與墨家,但還應知道那時的時勢世變,衹能生出儒家與墨家」。次說明儒墨皆反對貴族階級,儒家左派的子夏一班人更提倡君禮賢下士,士立節不屈。浸而至於戰國末年,是「平民階級、學者階級最得勢的時期」,但「污糟得極不像話,如縱横術數者流,稷下先生,和四公子的食客輩,都成了飯桶騙子的特殊階級。在此種背景之下,中心思想遂漸傾向於統一學術界的企圖,漸漸的都想去走那以政治來統一學術界的路。這其間出了三個極重要的代表人物,便是老子、荀子和韓非」。「老子的年代應該擱在這裹,然後他的思想的來蹤去跡,才講得通。」
  錢文從三方面考證。
  一、「據《老子》書推測其所論政治社會之背景」:老子中,「在上惟聖人,在下惟百姓,與聖人分治天下者為官長。此乃封建制已破,貴族世襲制已壞,遊士得勢,尚賢之說方盛,乃有之。」同時春秋時無論内亂外患,「大率貴族階級内部自身事,非由庶人也。」而老子則言民之難治,由於尚智、多慾、好動、輕死,「固非春秋時平民社會所有事也」。
  二、「以學術思想之系統言之」:「先秦顯學,惟儒與墨」。「儒墨初期,其議論歸於反抗貴族階級之驕僣而思加以改革。儒家緩和,可稱右派;墨家激進,可稱左派。墨主兼愛,其底裏則反對貴族階級之特權」。「墨子兼愛之說,一變而為惠施之萬物一體論。惠施之萬物一體論,復轉化而為莊周之物化論,及公孫龍之惟名論。莊周與公孫龍之說合倂而成老子之虛無論」。墨學之别支為宋鈃,造人心欲寡不欲多諸說,而《老子》書皆有之。故「疑《老子》書出宋鈃、公孫龍同時或稍後之說也。」
  三、以文字文句及著書之大體言:文字文句,時襲《莊子》。最明顯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芻狗」二字,出《莊子》〈天運〉篇。「詩、史、論之三者,殆為文學進化自然之三級。至於《老子》書,其文體屬論之尤進。而結句成章,又間之以韻,此可論韻化之論文。其體頗見於《莊子》,而《荀子》益多有,《老子》則竟體以韻化的論文成書也」。
  錢先生謂《老子》書成於宋鈃、公孫龍同時或稍後,至作者則大概是詹何。二十四年七月,錢先生以他及熊先生的三篇文章,附《老子雜辨》一篇,統名《老子辨》,交由大華書局出版。在《老子雜辨》裏謂孔子所見之老子為老萊子。萊者除草之稱,即《論語》之荷篠丈人。《道德經》五千言出何人之手,已無可確指,……必『尋其作者,則詹何或庶幾近之』」,因為「其年粗合」。「又詹何屢見於晚周人之稱述,而〈漢志〉獨無詹子書。便娟與詹何齊名,而漢人稱環淵師老子。然則必不得已而求今道德五千言之作者,與其歸之孔子時之丈人,與秦獻公時之周史,無寧以與之公子牟、楚襄王同時之詹何為得矣」。(又見《先秦諸子繫年考辨》。)
  同樣主張老在莊後的還有張西堂先生,在《學文》第一卷第四期的補白上,刊佈了「《老莊先後的問題》」一則,檢舉老子中的「玄」、「天門」、「玄牝」一類的名詞,不見《莊子》内篇,而見《淮南子》、《文子》、《列子》等書;「焉」字用為句首而當作「乃」字講的不見《莊子》内篇,亦不見於詩書《論語》。又謂「法令滋彰」的句頭,也非《莊子》以前所應有。(因張先生尚擬專文考證,故本書未收)。
  錢先生考據老子成書年代的意見,張季善先生(福慶)頗不贊同,作《對錢穆先生「從文章的體裁和修辭上考察老子成書年代」的意見》一文,稱一、二兩方面的證據,已有胡適之先生的反駁,所以他止駁第三方面的證據。他說:「文體演進的歷史過程是先有記事體,而後有記言體,而後有歌頌體,而後有議論體」。又說:
  「《論語》誠然是記言體,但《老子》亦應看作格言式的記言體,因為他的文字太簡單了,太質樸了」。所以「《老子》成書的年代依然當在《論語》成書年代的或先或後」。至「芻狗二字,是當時通行的術語,莊子可以用他,老子也可以用他,……絶不能說他們相互間有因襲仿效或引用的關係」。
  二十三年有兩篇重要的文章,一是高晉生先生(亨)的《〈史記.老子傳〉箋證》,發表於《北强月刊》第一卷第一、二兩期;一是唐立厂先生的《老子時代新考》;發表於《學文月刊》第一期。(此《學文》與刊載張西堂先生研究老莊先後預告的《學文》不同,彼創刊於十九年十一月,此創刊於二十三年五月。)高文力為舊說辯證,唐文則謀折中的解决。高文據〈禮記.曾子問〉篇,《莊子》〈天地〉、〈天道〉、〈天運〉、〈田子方〉、〈知北遊〉等篇,《呂氏春秋》〈當染〉篇「證明孔子問禮老聃,必有其事」。又據《莊子》〈達生〉篇,《呂氏春秋》〈審己〉篇,證明《列子》、《關尹》同時。據《莊子》〈德充符〉、〈田子方〉、〈列禦寇〉等篇,《呂氏春秋》〈下賢〉篇,《淮南子》〈精神〉篇展轉證明列子、子產同時。子產卒於孔子前,關尹强老子著書,其時代正同。至「老子之子名宗」,乃是太史儋之子,而「太史儋者老聃之後」。「蓋老聃為周史,老而免官,去周適秦。古者官以世及,其子賡為周史,一傳或再三傳歷百許年,至儋為周太史,又去周適秦。因其為一家人,姓同,官同,行蹤又同,聃、儋音又近,故後世傳為一人也」。
  唐文首論《老子》的作者,據《莊子》〈天下〉篇,《韓非子》〈六反〉篇、〈内儲說下〉、〈六微〉,所引老聃的話,倶見今本《老子》,說:「〈天下〉篇的作者和韓子都以為《老子》裏的話是老聃所說。」次論老聃的時代,據《禮記》〈曾子問〉篇,《莊子》〈德充符〉、〈天道〉、〈天運〉等篇,《呂氏春秋》〈當染〉篇所載孔、老的問答與關係,說「至少可以證明,老聃和孔子同時,見過面,比孔子長的一個事實」。再次論《老子》的撰成時代,據《老子》說到「萬乘之主」,又把「仁義」二字連用,而《墨》、《孟》有相類的話,說「《老子》的撰成,應當在《墨子》、《孟子》撰成的時期」。而以《論語》例老子,說《論語》「已經記到曾子的死,顯然是戰國初期曾子、子思學派盛行時所撰集。那末《老子》雖是代表老聃學說,老聃雖和孔子同時,而《老子》的撰成,却無妨遠在比戰國時還遲些的《墨子》撰成期」。本來唐先生舊作《老聃的姓名和時代考》即主張「《道德經》是老聃的遺言」。此文更一方面確定前說,一方面進而考據老子的撰成時期。
  我的編印《古史辨》第四册《諸子叢考》,也相當的助長了老子年代的研究,最明顯的要算二十四年的幾篇文章。一是葉青先生的《從方法上評老子考》,發表於三月十日出版的《文化建設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二是郭沫若先生的《老聃.關尹.環淵》,發表於四月十日的新《文學》創刊號。三是孫次舟先生的《跋《古史辨》第四册並論老子之有無》,發表於八月一日的《圖書評論》第一卷第十二期。四是譚戒甫先生的《二老研究》,發表於《文哲季刊》第四卷第四號。
  葉、郭兩先生都是以辯證法唯物論著稱的學者。葉先生一手拉著辯證法,一手拉著報紙上的特别高壽與奇怪現象的記載,說:「在一般考《老子》的人,除張煦和馬敘倫外,所謂情理都是習見的事實,即所謂必然、一般、常態者。他們不知道還有偶然、特殊、變態之存在的。因此,由老子的年歲和世系生出種種懷疑,以致穿鑿附會,造出許多似是而非的證據來把老子往戰國時移,甚至否認其人著書。現在我們從方法上指出其機械的物質論之非,同時又給予以經歷的事實,證明舊說之可信。這是要請考證家注意的」。並且進而說習用的「他人稱述」,「思想線索」,「時代術語」,「文字體裁」,的「考證方法全為這種機械的物質論所浸漬」。不過老子假使真是「偶然、特殊、變態」的活了二百餘歲,則他的前半世雖是春秋時人,後半世實在是戰國時人了。
  郭先生雖是辯證法唯物論的老前輩,却沒有很輕便的以「特殊」二字解决《老子》的年代,而不憚煩的尋找《老子》年代的證據。他是贊成唐立厂先生的說法的。他據《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所述孔老的關係,斷定老子確曾為孔子之師。又據〈史記.老子傳〉說「老子乃著書上下篇」。〈孟荀傳〉說「環淵,……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旨意,……著上下篇」。將兩個上下篇都畫上書名號,說環淵所著《上下篇》,就是《道德經》的《上下篇》。結論謂「《老子》書是老聃的語錄,就和《論語》是孔子、《墨子》是墨翟的語錄一樣。而集成這部語錄的是環淵。「環淵集成這部語錄時沒有孔門弟子那樣質實,他用自己的文筆來潤色了先師的遺說,故爾飽和著他自己的時代色彩」。環淵就是關尹,亦即《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它囂。關、環、淵、尹,均一聲之轉。它囂,《韓詩外傳》作范睢,據知《荀子》原文必作「范睘」或「范蜎」,便是環淵,因字壞,錄書者便誤成「它囂」。至他的年代大約與孟子同時。
  孫先生的《跋《古史辨》第四册並論老子之有無》,是乾脆否認老子的存在的。他說:「老子本無其人,乃莊周之徒所捏造,藉敵孔丘者也」。證據是:
  一、論《墨》、《孟》都沒有稱及老子,至《莊子》始忽有老子。
  二、《莊子》内篇言老子者,有〈養生主〉、〈德充符〉、〈應帝王〉三篇。〈德充符〉述無趾、老子對語,稱孔子學於老聃。「後世關於老聃之種種演化,皆基於此。」不知「無趾者,無足也;老聃者,大耳也」。「莊子將自樹一幟,以與之(孔子)抗,恐不足以堅人之信,故不得不虛造人物,以詆仲尼,以見仲尼並未見道也」。至《老子》書的產生,則由於「莊周後學一面虛造老子之事實,一面復收莊周以還研究所得之精理妙義,著之篇章,題為《老子》,以實其人也」。
  三、〈史記.老子傳〉,妄誕不可信。
  譚先生發表了《二老研究》之後,又約取其意,寫了一篇《〈史記.老子傳〉考正》,登在同一刊物的第五卷第二期。二文皆在證明「老萊子和老彭為一人,老聃和太史儋為一人」。因為萊、從艸,來聲。來、釐,古音通用。老萊之萊正當讀釐。釐,家福也。彭,當是省借為𥛱,門内祭先祖所旁皇也。門内祭先祖,神來歆饗,報以介福,這名為𥛱,正和釐字解為家福的意義相應。老聃和太史儋為一人的證據,除畢沅所舉者外,譚先生又舉出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守藏室之史即徵藏史。《周禮》〈春官〉「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此守藏之藏當即約劑之藏,藏蓋即闢藏,亦即闢法,所謂闢開藏以考驗約劑然否之意。這個史既屬於大史職,或者有時也可以稱為大史。所以老聃本為守藏室之史,乃稱徵藏史,亦稱大史。《史記》說「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隸釋》卷三邊韶《老子銘》作大史。大、太,二字互用,所以周太史儋即是周守藏室的徵藏史老聃了。至〈曾子問〉及《莊子》各篇所載教孔子的老聃,譚先生認為都是老萊的傳譌。
  最後要說到我的《再論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我是主張老聃就是太史儋,《老子》書就是太史儋所著的。前作《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一文時,以為《老子》書的晚出已為大多數人所公認,無庸再來饒舌,所以止重在人的考證。那知舊說的反攻甚烈,不得不又作此文以兼重書的考證。舊說的證據雖多,大别可分為兩類。一據《莊子》、《呂氏春秋》、《禮記》〈曾子問〉,說老子確在孔子前,為孔子的老師。一則否認主新說者所提出的「思想線索」,「時代術語」,「文字體裁」,「他人稱述」,的證據。如胡適之先生說是「一把兩面鋒的劍,可以兩邊割的」。葉青先生說一般之中有特殊,老子正是特殊的,不能以一般的現象為論斷。前者的癥結在《莊子》;至《呂氏春秋》,與〈曾子問〉都在《莊子》之後,都是由《莊子》演化而來。後者的癥結在方法論及社會本質的探討。《莊子》所載孔、老關係的不可信,我舉出三種證據:
  一、《莊子》所述人物有三類,即寓言、實有、與實有而年代懸殊。孔老的關係正屬第三類。
  二、老子的弟子多,孔子的老師多;他既不實,此亦難信。
  三、《莊子》記載老子教孔子,又載老子教楊朱;既教楊朱,不能又教孔子。
  方法論的問題,我是贊同馮芝生先生的說法的。單是一兩個證據,固可以兩邊割,今就人而言,從孔老世系,《史記》本傳,老子籍貫,老子子孫各方面,皆可以考知老在孔後;就書而言,從「思想線索」,「時代術語」,「文字修辭」,「著述體裁」,「他人稱述」各方面,也皆可以考知老在孔後,則割那一邊,不難决定。至辯證法的一般之中有特殊,我則指出原則極是,而適用則應有限度。社會本質的探討,我也從經濟組織與意識形態兩方面指出反尚賢、反禮教的老子不能前於孔子。此外在人的方面也從老子的籍貫與老子的子孫,考知必是戰國人,不是春秋時人。結果仍同於舊作《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的意見──老子即太史儋,《老子》書即太史儋所著。
  不嫌重複,將上述諸人的見解,表列於後:
  (一)陳師道:老子在關、楊後,墨、荀間。
  (二)葉適:著書之老子,非孔子問禮之老子。
  (三)黃震:《老子》書作於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
  (四)宋佚名:同於葉適。
  (五)吳子良:著書之老子,即孔子問禮之老子。
  (六)畢沅:孔子問禮之老子,即太史儋。
  (七)汪中:老子即太史儋,在孔子後。
  (八)崔述:春秋時有老聃,但孔子並沒有向他問禮;《老子》書是楊朱之徒所僞託。
  (九)牟廷相:老子在周稱伯陽父,在春秋稱老聃,至戰國稱太史儋;《老子》書作於戰國。
  (十)康有為:《老子》書在孔子後。
  (十一)梁任公先生:《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
  (十二)張怡蓀先生:《老子》書無產於戰國嫌疑。
  (十三)唐立厂先生:老聃確長於孔子;《老子》書是老聃的遣言,撰成在《墨》、《孟》撰成的時期。
  (十四)劉澤民先生:教孔子者是老聃,輯老聃格言為《老子》書者是李耳。
  (十五)張仁父先生:《老子》著作時代在孟子前後。
  (十六)錢賓四先生:老子成書於宋鈃、公孫龍同時或稍後,作者大概是詹何。至孔子問禮的老子是老萊子,即荷篠丈人。
  (十七)張西堂先生:《老子》書成於《莊子》内篇後。
  (十八)黄方剛先生:老子長於孔子;《老子》書成於孔子存時。
  (十九)馮芝生先生:老聃與李耳非一人;《老子》書在孔、墨、孟之後。
  (二十)張季同先生:《老子》書是戰國初期的產品,老子思想在孔、墨之後,楊朱、慎到、申不害、孟子、莊子之前。老子有是太史儋的可能。
  (二十一)顧頡剛先生:老聃是楊朱、宋鈃以後人;《老子》書成於《呂氏春秋》與《淮南子》之間。
  (二十二)胡適之先生:孔子確曾向老子問禮,《老子》書確是老子所作。
  (二十三)馬夷初先生:《老子》非戰國後期作品。
  (二十四)張季善先生:同於胡適之先生。
  (二十五)高晉生先生:同於胡適之先生。
  (二十六)葉青先生:同於胡適之先生。
  (二十七)郭沫若先生:老聃確是孔子之師;《老子》書是關尹即環淵所記老聃語錄。
  (二十八)譚戒甫先生:孔子問禮之老子為老萊子,即老彭;著書之老子為老聃,即太史儋。
  (二十九)羅根澤:老聃即太史儋;《老子》書即太史儋所著。
  上列諸人之說,宋代五家,原文照錄;清代五家,也詳列佐證;近人十九家,除劉澤民先生說見所著《周秦諸子考》,錢賓四先生說須參考所著《老子辨》或《先秦諸子繋年考辨》,胡適之先生的《說儒》,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及胡適論學近著,馮芝生先生的《原儒墨》及《原儒墨補》,見《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二期、第四期及《中國哲學史補》外,其餘各家所作,都分載於本書此册及第四册。讀者取而比觀之,或可得到適當的解决。否則推陳出新,另有解决的途徑,亦根澤所馨香祝禱者也。
  顧頡剛先生惠題封面,馮芝生、張四堂兩先生作序揄揚,謹幷誌謝。
  羅根澤記。二十五年十二月。


朔雪寒總評

羅根澤這篇大概是他所有考證裡面寫的比較好的一篇,當然,那是因為基本上它沒有牽涉到考證。雖然這篇文章顯示總共有大概二十九個人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前參與了老子其人其書的考證,但因為在民國時這個關於老子其人其書的考證已經變成了一場「論戰」。因此,相關的篇章遠遠不只二十九篇。其中胡適身為難得的正方寫了四篇居冠,羅根澤、錢穆、馮友蘭都不願意放棄這個消滅老聃的機會,因此在三人與胡適等人的交手論戰過程中,總共都寫了三篇。一篇被駁倒了就另起爐灶再寫一篇,再被駁倒,再寫一篇。其中絕大多數都毫無價值可言,不僅缺乏應有的邏輯知識,有些甚至連常識都欠缺!因此,陣容如此龐大的篇幅,只是苦了讀者!
  之所以疑古陣營這一次有這麼多人集中在一個時期裡陸陸續續的發表文章,其原因乃在於他們所使用的考證方法基本上都是一些有著嚴重邏輯瑕疵、犯了眾多邏輯謬誤、不講究客觀物證、蔑視對手方所提出的證據的方法,因此疑古陣營誰也不可能服誰,誰都可以信口開河!因此,文章量雖然很多,但事實上養分很少!多數都只是在同一個論點上不停的補強、打轉,譬如「尚賢」,為了虛構「尚賢」必須起於孔子的傳統,眾多學者不知耗費多少筆墨、虛構多少歷史,才完成了這個「創造」歷史的工程。而其原因只為了讓所謂的「反命題」的出現推遲到孔子之後。這種種看似複雜,其實可笑的舉動,在在顯示出疑古者在考證上缺乏方法論與指導思想,以及應有的史學知識的一面。
  因此,如果讀者想要藉由這一大堆正反雙方的論戰獲得更多關於老聃、《老子》的認知,那必然是會大失所望的。所幸,這部份的工作,筆者在進入這個單元以前,便已經完成了。
  關於孔子見老聃的時間,已經確定在前5XX年。關於孔子以及孔子弟子甚至墨子等人如何受到老聃的影響,也都已經在旁徵博引之下解決了。而關於司馬遷那篇〈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有造假的成份,也已經證明了。藉由春秋末年至戰國時期的眾多引文,我們又在其中找到了支持《老子》成書於春秋時期的龐大客觀證據。至於老子思想的源頭,我們也找到了許多。關於老子的文理,我們已經拆解到了細緻入微的地步,而這足以從客觀的統計數據以及文本的相關性、重複性上證明《老子》出於一人之手。而最終我們在老子與先秦諸子的比對中,也找到了與老子有最多共同思想的時代,也即春秋末年。
  關於老子的年壽問題,那本是一個常識問題,就算結合了當代對於人類壽命的精確統計,賦予老聃「超絕倫等」的一百三十年的壽命,也遠遠小於虛造者所創造的一百六十歲至兩百多歲。一個常識上就能反駁的問題,完全不需多說廢話。儘管常識並不必然正確,卻可以肯定是總是正確,重點在於客觀證據告知我們,年壽一百六十歲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關於家譜世系的問題,很多疑古者企圖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的虛造的老子家譜時間過長一點,來當成一種證明老子不是老聃的證據。這一點非常可笑,可以說是對於邏輯學沒有足夠認知所產生的弊端。先看這一段記載:「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疑古者質疑老子八代的時間跨越了太長的時間,相對於孔子的十三代,更不太合理。其實這一條所謂的「證明」,根據邏輯學,是不可能成立的。
  為什麼?因為家譜屬於傳遞關係,「老子的家譜是假的」與「老子不是老聃」這是兩個獨立命題。白話點說,老子的家譜就算是假的,假的也是家譜本身,而不能也無法因此證明家譜的源頭老子是個假人、或不是人、或不是某人!但反過來,如果能證明老子是假的、不存在的,那麼家譜的真實性便不攻自破了!所以歷來眾多的正反方學者竟然在這個問題上與反方不停糾纏,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一言以蔽之,除非老聃的事蹟依賴於家譜的存在,否則家譜的真假與老聃事蹟的真假完全是兩回事,老聃的年壽問題依然。
  疑古者因為看不懂《史記》以及其中虛偽造假的部份,同時看不懂《老子》,因此從葉適開始便將老子分為兩個人,一個是寫《老子》的老子,一個是孔子向其問禮的老子。後來的疑古者從這一點出發,為了把這個論點加以「完善」,於是從他們自己所否定的、認為是造假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只能」找出另一個「老子」人選,來「成為」老子,也就是周太史儋。於是為了證明所謂的「老子」就是周太史儋,首先承認了那連源頭都用「老子」替代的假家譜是真的,接著便開始尋找各種荒謬的證據,或者一如其他疑古者的考證文章一樣,開始「創造」「證據」甚至「歷史」,以求證明《老子》出於戰國時期。既然《老子》出於戰國時期,自然其作者就不會是春秋時期的老聃。既然家譜的源頭按照年歲來推論,只有戰國時人才合理,那麼家譜的源頭「老子」也就不可能是老聃以及老萊子。所以這些疑古者一方面懷疑家譜的虛假,卻又承認家譜的真、用家譜的真來進行推論;一方面懷疑年壽的虛假,用年壽的虛假來「證明」整篇〈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關於老聃的記載都是虛假的,可是又因此承認那個僅僅只有一條記載的周太史儋的記載是真的。這些都是令人莫名其妙的雙重標準,所導致的荒謬結果!
  疑古者的另一種策略是,只要證明了春秋時期沒有老聃,自然《老子》的作者就不是老聃,孔子與老聃的事蹟也自然是假的。那麼《老子》自然也就不是老聃寫的。總之,不管《老子》出自何時,不是老聃寫的就對了!這一點跟《孫子兵法》的公案中疑古者的作法是如出一轍的!
  關於疑古者進行「考證」的幾項證據,反反覆覆、用來用去,最熱門的就是「尚賢」與「不尚賢」。彷彿不讀書竟是一種傳染病一樣,「尚賢」這種近乎常識的問題,古代從周公、姜太公時代便已經被談論多次,歷來的智者也是反覆的強調,因而留下了眾多的「歷史故事」。但這些「歷史故事」卻在疑古者的文章中消失殆盡,究其原因無非是要利用「不尚賢」這個「尚賢」的反命題來證明《老子》的晚出,如此必然要「下拉」「尚賢」的「出生日期」,於是便不顧龐大的客觀證據與歷史,硬是創造了儒家孔子之後才產生「尚賢」的謬論。因為不如此,則《老子》談「不尚賢」便屬於合理的論述,若此論述合理,怎麼把《老子》的年代下拉?疑古者甚至為了「創造」這樣的「證據」,不惜耗費無數筆墨,甚至把從周朝以前就存在的「士」硬說成是孔子時才創造出來的新鮮階級,其荒謬性簡直已經到了無以附加的地步。
  當這些疑古者要反駁一件事情時,多數輕輕鬆鬆的用「不可信、偽造」的「說法」就能「證明」某句、某篇、某書、某事之「不可信、偽造」,不需要「證據」。可是當這些疑古者需要某句、某篇、某書的記載以成為不可動搖的「證據」時,不管這些記載究竟是否正是他們所已經「證偽」的記載或者處於同一篇、同一本書之中,也都能瞬間的具備了「合法、合理」甚至「必然性」的地位,從而成為一種「絕對可信、必然」的證據。譬如郭沫若說《漢書》著錄的《關尹子》是假的且已經失傳了,今本《關尹子》是後人偽造的,果真如此,試問是誰看過了《漢書》著錄的《關尹子》?沒看過怎麼證明是假的?但這些根本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疑古者只要一個人說是假的,另一個人再引用他的說法說是假的,最終一大堆人引用之後,某件事、某本書便自然而然的是假的無疑了!
  荒謬,是不用再多說的了!
  以下,筆者將對各疑古者的主要觀點進行完全的證反,揭露其推理邏輯的荒謬性,以及其違背客觀事實與證據的一面。至於那些連老聃與老萊子是兩個人是《史記》幾處明明白白記錄的事情都「不清楚」的學者所寫的謬文,是連批評的時間都可以省下來了!
  最後,筆者其實也有一個特大的疑問,這一點也歡迎讀者一起探索。試問,當我們看完了這一大堆陣容如此龐大的疑古謬論之後,究竟當代學界所謂的「主流觀點、普遍共識」的「《老子》非一人一時之作」是出自誰的手筆?以誰為代表?當讀者無法得出一個清晰的答案時,或許讀者便能明白學界這種「主流、共識」說法的荒謬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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