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7日 星期日

孫子兵法論正:第一節 葉適

第一節 葉適

〈習學記言.卷四十六.孫子〉:
  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為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穎考叔、曹劌、燭之武、鱄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略;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耶!
  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誇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且武自詭婦人可勒兵,然用百八十人為二隊,是何陳法?且既教婦人,而愛姬為隊長,則軍吏不可參用男子。隊長當斬,其誰任之?倉猝展轉,武將自敗之不暇,然謬誤流傳,但謂穰苴既斬寵臣而孫武又戮愛姬也。不知真所謂知兵者,何用此?或問子不與斬愛姬,於事何所損益?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陣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陣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為國者願聽命焉!禍結數千年,不可救止,此豈小故而謂無所損益耶!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按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其論突兀怪偉,無有典常,然猶是兵內事。今「詭道」二字於兵外立義,遂為千古不刊之說。自司馬子魚以來,不得已而一用之者,以類採集,自為一家,變異翕忽,猶若鬼神;而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亂而取、實而備、強而避、卑而驕」,禹、湯、文王之兵也,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不能知;所知者,詭而已!
  「兵聞拙速,未覩巧久。」最為論後世用兵要處,然巧者能久、拙者不能速,古人久、速,此書未深考也。《書》稱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非巧拙久速所能預。高宗伐鬼方,周公誅管、蔡之黨,齊桓、楚莊圖霸,皆最久。後世諸葛亮雖無功,亦能久暴師而不困。夫行師有節,駐兵有制,於敵不厭,於我不勤,雖久可也。若輕行焱欠反,亟肄多方,譬如寇盜,有同夷狄,雖速,奚貴哉!
  「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艸忌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按轅濤塗欲齊桓觀兵東夷,循海而歸;申侯反之,使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粮屝屨,而齊執濤塗。城濮之勝,晉入楚師,三日穀;邲之敗,楚亦穀晉三日,皆為大慶。雖春秋用兵劣於前世,然未有指敵以為食者;至於後世,剽劫掠奪,無所不有,而此書以為智將;則赤眉、黃巾紛紛起矣!
  自周衰,諸侯強凌弱、大併小;春秋時,無歲無之,圍入滅取,至立為凡例。而此書有「全國、破國,全軍、破軍」、「攻城,十圍、五攻」之論,又謂「不戰而屈人兵」,當「以全爭於天下」。初看似徑省,然豈伐謀、伐交所能致,必如禹、湯而後不戰、全爭者可言也。
  極論「縻軍引勝」,又謂「將能而君不御」。春秋時,固無中御之患;戰國始有,而未甚也;秦漢以後,其語遂為砭石。蓋此書亦非能見微者,本於窺測而勢轉激耳。
  「先為不可勝也,以待敵之可勝。」、「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可勝者,守也;不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其論彼己勝敗之際,至為懇切,蓋止欲不敗,而未嘗敢求必勝也;而後之欲必勝者,皆於此書索之。其它不足道,而曹操、李靖為最詳,則余所不能知也。
  「戰勢,不過奇正。」專為將兵者言之,可也;若為國,則有正無奇也。
  「能知戰地,能知戰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凡戰以聲相臨,以勢相加,決知戰地、戰日,雖湯、武之師不敢以此自任。如是,則有守而已。此書盡用兵之害而於「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亦未之詳也。
  「兵非貴益多,唯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此篇所記,行軍候敵情偽數十條,而卒係之以此數語。蓋喜謀者多躁,有慮者易驕,智士之通患也。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夫可以必勝而輕失之者,世固多有;不可以勝而輕犯之者,世固多有。不然,亦安得成敗存亡之易置也。此何獨為兵言之。故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又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嗚呼!何獨兵也!
  「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明此書不與闔廬、伍員同時。「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攻其首則尾至,攻其尾則首至,攻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古人謂:「善治者,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又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善用兵者,人人知其勇怯,事事同其憂患,死生利害不相背離;所以首尾相救,如使一人;非謂陣法奇正,同舟遇風,不得已而然也。如必曰:「投之死地然後生,陷之亡地然後存。」是真死亡,豈復有生存之理哉!
  火攻,淺事;以此為書,則不勝書!何止十三篇也!下文「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不與上篇連屬。戰國說士,所謂養由基可教射之類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凡孫子所言,皆先知之事,而謂「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而歸之於〈用間〉,則此書之綱領不過於「用間」而已。然謂「明君賢將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蓋其妄意之過,若近事秦檜挾金人以執國權,則可謂彼能用間矣。
  司馬遷謂:「世所稱師旅,多道《孫子》十三篇。」始管子、申、韓之學行於戰國、秦、漢,而是書獨為言兵之宗,及董仲舒、劉向修明孔子,其說皆已黜,而是書猶傑然尊奉逮今,又將傳之至於無窮。此文武所以卒為二塗也。悲夫!甚哉!揚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乎?」嗚呼!不知雄所指何司馬也?

  葉適這篇文章堪稱是人類智能衰退的典範之作,其中謬論處處、猜測處處,然而即使是這樣的一篇文章,也被往後的疑古者爭相徵引,部分觀點更成為「千古不『堪』」的疑古論據。既然這是一篇如此荒謬的文章,那麼我們自然要好好的看一下它是如何荒謬的。
  葉適說:「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為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
  這整個說法是不是葉適的猜測呢?而以〈火攻〉、〈用間〉看來,其內文語意完足,葉適看不懂便又胡亂猜測孫子有什麼「未盡之書」,這不是挺荒謬的嗎!然而這種因為看不懂文章而懷疑東、懷疑西的作法,卻是目前疑古者疑古的基本路數之一。往後就有疑古者因為「看不懂」〈九地〉的文章結構,而懷疑該篇有「錯簡」的情況發生;而更荒謬的卻是,就算是「錯簡」也是極為正常的現象,然而疑古者卻居然可以把「錯簡」當成是一種「《孫子兵法》經過後人整理的現象」,不免令人搖頭嘆息!而其中葉適又把班固〈藝文志〉中的「篇」猜測為「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這就更令人嘆息了;如果真是如此,那麼請問以下的「篇」難道也會是所謂的「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嗎?
  〈漢書.藝文志〉: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今本《論語》二十篇,每篇中都有「章次」之分,《孟子》等書亦然。那麼〈漢書.藝文志〉中的「篇」,還有可能會是什麼「章次之比」而「非今粹書」嗎?
  葉適又說:「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誇大之說也。」
  前文葉適說孫子有「未盡之書」,現在又說《孫子兵法》因為與《管子》、《六韜》、《越語》的內容「相出入」而變成了「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且請問「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就可以導出「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這樣的結論嗎?這是什麼邏輯!而葉適的知識自然不足以讓他得知:《管子》、《六韜》、《越語》那些與《孫子兵法》相關的文句,其實正是它們受到《孫子兵法》影響的證據之一,儘管其中《管子》的部分內容我們無法確定,然而《六韜》一書的相似內容卻是不容置疑的;那麼葉適所謂的《越語》呢?《越語》被葉適當成一本書來看待,自然不會是指《國語》一書中的〈越語上〉、〈越語下〉兩篇,而是指《越絕書》而言,況且這兩篇文章中也沒有與《孫子兵法》「相出入」的地方,而《越絕書》卻果真有「相出入」之處,那麼這些相出入的地方又是什麼呢?有兩條,引如下:
  〈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
  〈越絕書.越絕外傳枕中〉:「(范蠡對越王說:)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
  前條語出〈地形〉而後條語出〈勢〉,且一來范蠡本來就比孫武晚出,且十三篇也早在前年八月以前便已面世,因此范蠡會引用也是極為自然的事情。而〈越絕外傳記地傳〉更是明言出自「兵法」,那麼這是出自什麼兵法呢?這答案豈非是任何有用心讀過《孫子兵法》的人都能知道的嗎?然而葉適不僅不知道,反而倒因為果,把這明明是「引自」《孫子兵法》的文句硬說成是與十三篇「相出入」的內容,從而並以此說《孫子兵法》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這不是荒其大謬嗎!然而我們不禁更想請問,為什麼那一大堆「山林處士」就能寫出十三篇這種高超的文章,而偏偏春秋末年的孫武就不行呢?為什麼呢?而所謂的「山林處士」們的文章,目前又有多少可以為世人所見呢?如果世人不能得見所謂的「山林處士」們的文章,為什麼葉適可以判斷出這些文章是屬於山林處士所為呢?由此可見,葉適的這種種說法,明顯違背事實與不合邏輯!然而這卻是疑古者極為珍視、重視的疑古證據之一。
  此外,葉適到底又憑著什麼依據說:「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誇大之說也」。他可能憑著什麼證據推出了這個結論嗎?他什麼證據也沒提出。然而,為什麼這樣一個荒謬的猜測,到了往後的疑古者手中,居然就搖身一變成了另一種「不可疑」的「證據」了呢?葉適是神嗎?以致於他可以穿梭時空親見春秋戰國時的現況,或者如司馬遷般可以看到許多第一手的資料呢?還是葉適是什麼特別的人物呢?以致於他說的話不管有沒有證據、是不是猜測,只要到了下一位疑古者手中便都可以把它變成一種「證據」來看待了呢?而這樣的狀況還不只是發生在葉適身上而已,譬如全祖望說過了什麼,錢鍾書就把它當成了一種證據,以證明孫武「不知兵」;又如梁啟超把《孫子兵法》當成偽書、當成出於戰國時期的書,但他同樣什麼證據也沒有提出,可是到了後來的黃雲眉,這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的說法,居然也變成了一條可以「佐證」《孫子兵法》是偽書的「證偽證據」了!而這樣的作法,自然一點都不科學。
  葉適又說:「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
  這一點,筆者已在〈春秋、戰國差異淺說〉一章論述甚詳,而葉適的荒謬自然也就極為明顯了!且《左傳》一書中沒有命卿記載的人何其之多,就是伍子胥、文種、范蠡三人,左丘明又哪裡有相關的命卿記錄呢?況且到底又是哪一本史書說過孫武是吳國的「大將」了呢?司馬遷只是說闔閭「卒以為將」,他有說是命他為「大將」嗎?「大將」與「將」這之間自然也是有差別的,然而以此看來,葉適當然也不知道了。而更荒謬的卻是,基於「《左傳》無其人則史無其人」的思維,葉適又把另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司馬穰苴」也給拉扯了進來,而說他也是虛構的,關於他的記載也是「非事實」的。然而我們不禁又想請問,華登是吳王夫差時對吳國軍事極為重要的人物之一,左丘明的《左傳》對此有記載嗎?范蠡是幫助越王句踐復國、復仇的必須人物,左丘明有記載嗎?如果對於復國、復仇這樣重要的事情之絕對相關的人物,左丘明都可以不置任何一語,為什麼孫武幫助吳國打敗楚國軍隊,左丘明就得記載呢?就更別談司馬穰苴不過是幫齊景公打了一場大勝仗而已!
  我們當然還要繼續追問,到底《孫子兵法》十三篇裡面,是哪一篇、哪一段的哪一句話告訴了我們,孫武當時的將軍是「特將於外」而不「與聞國政」的?有這樣的一句話嗎?沒有。那麼葉適在此豈不是又在用自己虛構出來的「事實」來質疑原本就確實存在過的「歷史」呢?如果葉適他對此事不自覺,那是他愚昧;如果葉適他是有意如此,那就表示他個人的人格是極為卑鄙了!然而就是這樣一條荒謬的說法,到了往後的疑古者手中,居然也變成了一條確定無疑的證偽證據了!
  在此,我們自然必須補充一件事情,〈謀攻〉有云:「將能而君不御,勝。」而〈九變〉也有云:「君令有所不行」,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孫子也有云:「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那麼我們要補充的自然就是,這種現象一定要到戰國時代才能有嗎?且看以下兩段引文:
  〈左傳.閔公二年(前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公羊傳.襄公十九年(前年)〉:
  (經十九。九)晉士丐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所謂「師在制命而已」,就是指軍中之命由軍中統帥自行決定,而不須稟告君主才能行事,因此他又說:「稟命則不威」,意即如果還要請示君主才能行動,軍中統帥也就沒有威嚴了。而《公羊傳》更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早在孫武之前的將軍們,就已經在「君令有所不行」了。由此可見,葉適的說法,自然是虛構出來的。
  且春秋戰國之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大事,使得春秋時代的制度到了戰國時代便大家都有志一同的改了起來呢!而從葉適的前後文我們更發現一個荒謬的事情,葉適先是不用任何證據的,而只是從十三篇的內容與三本書「相出入」的情況,就說《孫子兵法》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而現在他又從《孫子兵法》的內容中「研判出」其中所提的現象,必須要到「六國時」才有,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但這卻是疑古者極為珍視的證偽證據之一。
  而依照葉適的邏輯推之,則司馬遷於春秋戰國諸子皆詳,而墨家與儒家並稱為戰國兩大顯學,則《史記》無〈墨子傳〉可乎?且墨子之弟子亦多,為何司馬遷卻偏偏只寫了〈孔子世家〉以及〈仲尼弟子列傳〉兩篇,而對於墨子其人的交代,也只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之:「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這極為淺短、極為模糊的說法呢?可我們今日難道可以以此來質疑戰國時代根本就沒有墨家、戰國時代根本就沒有墨子、戰國時代墨家根本就不可能與儒家並稱顯學嗎?可以嗎?可乎!
  葉適又說:「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用婦人來演練軍隊就「奇險不足信」了嗎?那麼古代婦好親自帶兵出戰的歷史記載,豈非成了神話!然而,就是這一大男人主義的觀點,又暴露了葉適歷史知識貧乏的弱點。請見以下引文:
  〈墨子.備城門〉: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樓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圉。
  〈墨子.備穴〉:
  鑿井城下,俟亓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亓一遍,已而移版,鑿一遍。頡皋為兩夫,而旁埋亓植,而數鉤亓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五十人。
  〈商君書.兵守〉:
  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難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柞格阱陷,發梁徹屋,給徙,徙之;不給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李同(對平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閒,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史記.田單列傳〉: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
  〈丹鉛餘錄.卷九.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為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為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邪!
  如果用婦人來進行軍事操演是「奇險不足信」的,那麼以上那些以女子守城的理論與實例,葉適又要給出什麼荒唐、荒謬的評語呢?而「奇險不足信」,就可以當成一種證據嗎?如果葉適還只是不學無術而已,那麼往後的那些不斷徵引葉適的這一「說法」的疑古者,豈非連最基本的判斷力都沒有了嗎?
  葉適又說:「且武自詭婦人可勒兵,然用百八十人為二隊,是何陳法?且既教婦人,而愛姬為隊長,則軍吏不可參用男子。隊長當斬,其誰任之?倉猝展轉,武將自敗之不暇,然謬誤流傳,但謂穰苴既斬寵臣而孫武又戮愛姬也。不知真所謂知兵者,何用此?或問子不與斬愛姬,於事何所損益?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陣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陣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為國者願聽命焉!禍結數千年,不可救止,此豈小故而謂無所損益耶!」
  是何陣法?葉適如何得知呢?古代流傳下來的陣法又何其之少呢?葉適以所見之不足、以自身之不知而懷疑孫子之陣法,這樣的作法自然毫不可取!而宋朝好談陣法,並極端的以為軍隊完全可以依靠陣法就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這當然是一個時代的荒謬,而歷史也對這種荒謬給以了無情的回應:滅亡。而這既然是整個時代的荒謬,那麼像葉適這種欠缺素養、缺乏思辨能力的文人,他不知道陣法是必須隨情況而變化的也就是極為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又豈不聞韓信點兵嗎?難道當人數少時,軍隊便無從訓練起了嗎?且此說最荒謬的一點莫過於,何以「且既教婦人,而愛姬為隊長,則軍吏不可參用男子」呢?這種規矩又到底是從何而來的呢?難道墨翟與商鞅這些以女子參與守城工作的人,他們也都是採用女子當軍吏的嗎?而我們更不明白,何以孫子於法有據的斬了兩位不聽指揮的隊長,居然就變成了一個「不知兵」的人呢!
  葉適還不明白的是,古代軍隊訓練或者作戰其數量都是不一定的,既然是不一定的,那麼依照葉適的邏輯,難道每一次數量變動,陣法就得創新嗎?且宮女初受訓練如何便得教以「陣法」,此時不過還在列隊做基本動作訓練而已,哪來的陣法呢?
  〈左傳.昭公元年(前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十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按照葉適那荒謬的邏輯,我們不禁又想請問,中行穆子他突然使用的又是什麼陣法?此外,按照葉適的邏輯,「穰苴既斬寵臣而孫武又戮愛姬」就是「不知兵」者的標誌,那麼難道知兵者底下就無違法之人了嗎?而這顯然不符事實!
  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卷二〉中說:「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此千載不傳之秘文,此余獨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為可惜。」於是我們將之與葉適的謬說做一對比,我們又豈止看到了君子與野人之別,我們更明白了一個懂軍事的人與一個排斥武人的偏激腐儒,兩人對於兵法的認知,確實是有天淵之別的。
  葉適又說:「今『詭道』二字於兵外立義,遂為千古不刊之說。自司馬子魚以來,不得已而一用之者,以類採集,自為一家,變異翕忽,猶若鬼神;而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亂而取、實而備、強而避、卑而驕』,禹、湯、文王之兵也,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不能知;所知者,詭而已!」
  由葉適此語,我們又見其自相矛盾之處。何以見得?因為既然「司馬子魚以來」有那麼多「不得已而一用之者」,那豈不是證明這種方法常常被「不得已而一用之」嗎?否則這樣的例子若不多,其他人如何「以類採集,自為一家」呢?而孫子的「詭道」乃是「違背常道、常規」之意,如何便得與「正道」對立起來說呢!且《左傳》中之謀略、詭詐之多、之甚遠勝於《孫子兵法》多矣!則葉適之說不攻自破矣,相關論述請見〈疑古謬論綜駁.李零〉,不贅!
  然而在此我們開始看到了一種極為奇異的現象,這種現象是:每每無知的人、沒有判斷力的人是疑古者自己,但他們卻往往喜歡以自身的情況而說孫子或者相信關於孫子的歷史的人「不學,不能知、是沒有獨立思考力的人」。而這種惡例自然也開始傳承了下去,直到近代的疑古者都還頗為常見。至於葉適的什麼「兵外立義」的說法,也只是基於他對軍事的無知而發的謬論,根本就不值得一駁了!
  而葉適首先從孫子其人開刀,說孫子是如何的不知兵,他的事蹟是如何不可信;接著又從孫子的書開刀,說這本書不是孫子寫的,而是山林處士寫的。而接著他又開始拿《孫子兵法》開刀,先從「詭道」開始胡言亂語起來,並且「因此」說「孫子不學,不能知;所知者,詭而已」!既然葉適認為《孫子兵法》不是孫子寫的,那麼他又豈能拿他曲解《孫子兵法》的說法來攻擊孫子呢!這,不是自相矛盾的作法嗎?然而往後的疑古者,不僅未能看出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甚且更在此基礎上雪上加霜、火上加油!或許這些人跟孫子沒有什麼血海深仇,只是因為孫子是標竿人物,因此不得不如此攻擊他罷了。
  葉適又說:「『兵聞拙速,未覩巧久。』最為論後世用兵要處,然巧者能久、拙者不能速,古人久、速,此書未深考也。《書》稱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非巧拙久速所能預。高宗伐鬼方,周公誅管、蔡之黨,齊桓、楚莊圖霸,皆最久。後世諸葛亮雖無功,亦能久暴師而不困。夫行師有節,駐兵有制,於敵不厭,於我不勤,雖久可也。若輕行歘反,亟肄多方,譬如寇盜,有同夷狄,雖速,奚貴哉!」
  「未深考」的顯然不是別人而正是葉適,而他在此斷章取義、以偏概全、不顧前後文意的作法,也已經很明顯了。相關引文如下:
  〈孫子兵法.作戰〉: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而饋糧,則外內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費日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屈力,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得用兵之利矣。……故兵貴速,不貴久。
  首先,很不幸的,我們必須在此解讀起文章來!孫子在這段話裡首先描述了一場戰爭是如何耗費國家資源的,而如果每一日的花費都需要「千金」之多,那麼時間越久對國家自然也就越不利了!於是孫子便接著描述當十萬的部隊投入戰爭後,如果野戰時間一久就會產生兵器變鈍、士氣遭受消磨的弊端,如果攻城則又要消耗許多力量,軍隊長久在外則會使得國家產生資源不足的弊端;而當國家產生以上的弊端,則將使得諸侯們趁機對它發動攻擊,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智者也不能為它善後了!因此戰爭只聽說過要拙而速的,沒有看過要巧而久的。用兵時間長久而國家得利的,是從來也沒有的事啊!因此,不能完全的瞭解用兵的害處,也就不能得到用兵的好處了!
  換句話說,這「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久」一句,是承上文而言的結論,其邏輯是因為沒有人要國家不利,因此沒有人要「巧久」。而不是什麼未深考之類的荒謬說法,否則孫子還有必要說出「兵貴速,不貴久」嗎?如果沒「巧久」的情況存在,孫子又如何舉出久的弊端呢?而如果沒有久的存在,孫子又豈會在〈用間〉篇說出:「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費日千金。外內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這樣的話呢!那麼是誰「未深考」!又是誰在沒有詳讀此書的情況下,隨意批評呢!
  且葉適所舉的例子本身就有極大的問題。如果我們都只看結果,而不看如齊桓公、楚莊王在圖霸的過程中所有的損失,那麼又豈能不因此而得出偏頗荒謬的結論呢!且既然戰爭必然要每日耗費掉國家鉅額的資源,那麼齊桓公、楚莊王又豈會是其中的特例呢?這是常識問題。何況葉適只是一廂情願的舉出這些例子,他卻把其他那些因為窮兵黷武而亡國的眾多例子棄之不顧,由此我們豈不又看到了他為了證明自己比孫子高明所表現出來的「急迫」與「偏激」嗎?而其中的諸葛亮,又哪裡沒被困到了呢?況且久而不困就能表示他的國家蜀國的經濟沒有因為這些長期的軍事行動而受到損害嗎?這之間的關係,偏激如葉適者,又豈能看出呢!至於諸葛亮如何打仗,如何因久暴師而受害,請見《三國志》,不贅言。
  葉適又說:「『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艸忌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按轅濤塗欲齊桓觀兵東夷,循海而歸;申侯反之,使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粮屝屨,而齊執濤塗。城濮之勝,晉入楚師,三日穀;邲之敗,楚亦穀晉三日,皆為大慶。雖春秋用兵劣於前世,然未有指敵以為食者;至於後世,剽劫掠奪,無所不有,而此書以為智將;則赤眉、黃巾紛紛起矣!」
  「智將務食於敵」乃孫子為解決糧食來源困難問題而提出之策略,不想葉適對於兵學知識既付之闕如,又因成見而曲解城濮、邲之戰中,明明是「取食於敵」的客觀真實,令人再次對疑古者的手段感到搖頭嘆息也!然而葉適比起往後的疑古者畢竟還要可愛許多,說他可愛許多自然是比較而來的,說他可愛許多則是因為他畢竟把他所知的儘管極為稀少的例子舉出來並且「加以曲解」而把這些稀少的例子全部曲解成不是「指敵以為食」的例子!嚇!這樣還能叫做比較可愛嗎?這自然是比較可愛的!因為往後有疑古者仍然繼承了葉適關於這一論點的提法,卻完全、刻意不提葉適在此例中所舉出的例子,以做到迴避事實的目的。而這豈不可惡已極!既然這些人是可惡已極的,而葉適只是可惡而已,兩相比較之下,葉適自然就顯得可愛許多了!然而事實果真如葉適所言嗎?自然絕非如此。相關引文如下:
  〈逸周書.武稱〉:
  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筆者譯:春季使敵人違離農耕的時間,秋季趁著敵人收穫的時間進行攻擊,夏季割取敵人的麥子,冬季使敵人穿不著禦寒衣物;春秋兩季動作要舒緩,冬夏兩季動作要急速,這些都是動用武力的時機。)
  〈逸周書.大武〉:
  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凡此七者,伐之機也。(筆者譯:四時是指:一、春季使敵人違離農耕的時間,二、夏季搶奪敵人的麥子,三、秋季奪取敵人收割的穀物,四、冬季使敵人穿不著禦寒衣物。三興是指:一、我方政治調和的時候,二、以治理的國家討伐混亂的國家,三、以吃飽糧足的國家討伐鬧飢荒的國家。這七項,是討伐的時機啊!)
  〈左傳.隱公三年(前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左傳.隱公四年(前年)〉:
  秋,諸侯復伐鄭。……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前年)〉:
  (晉、楚城濮之戰,晉軍勝。)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左傳.文公十七年(前年)〉: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左傳.宣公七年(前年)〉: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左傳.宣公十二年(前年)〉:
  (邲之戰)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左傳.成公十六年(前年)〉:
  (晉侯伐鄭,楚軍救之,是為鄢陵之戰,晉軍勝。)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國語.晉語六〉:
  鄢之役,荊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丐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灶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為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荊師於鄢,將穀(韋昭注:「處其館、食其穀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新書.審微〉:
  宓子(生於前年)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慚,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左傳.哀公十七年(前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商君書.徠民〉:
  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用軍事行動動搖其根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為愛爵而重復乎?
  《逸周書》產生於春秋以前,而戰國時的商鞅不過是繼承它的說法而已,那麼這種謀略的來源有多悠久,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孫子主張:「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故智將務食於敵……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共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作戰〉)而與孫子同時期的司馬穰苴,亦有相近的思想,即〈司馬法.定爵〉:「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眾,勉若;利地,守隘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其中的「阜財,因敵」,也是從敵人處獲得物資的意思。
  而由以上的例子也可知,什麼「皆為大慶」根本就是在曲解事實,什麼「雖春秋用兵劣於前世,然未有指敵以為食者」根本是違背事實的說法,什麼「至於後世,剽劫掠奪,無所不有,而此書以為智將;則赤眉、黃巾紛紛起矣!」則又是在對此書及其作者孫子的污衊!難道奪取敵人的糧食就是「赤眉、黃巾」嗎?難道奪取敵人的糧食比奪取敵人的性命還要嚴重嗎?可惜的是,此等謬論竟也是往後疑古者用來攻擊孫子其人其書的寶貝利器之一。而由上文可見,葉適之所以產生這種荒謬的想法,並且想要試圖去曲解他所見的春秋時代的兩個例子,乃是在於《左傳》一書對相關的事例記載甚少的緣故。可是難道《史記》中對於戰國時代的相關記載就多了嗎?難道看事情都只看一、二個例子,都只看一個面嗎?然而這卻是疑古者基本的疑古技巧之一,即如目前考證《文子》一書者,也有一疑古者僅僅把此書與先秦諸子的相關性侷限在《呂氏春秋》一書中,從而因為《呂氏春秋》中僅有一例相關引文是《文子》所有而《淮南子》所沒有的,於是該名疑古者便極力的去曲解那條「孤證」,從而將該條「孤證」的效力予以「取消」,然後得出「結論」說這只能是《文子》抄《淮南子》,而絕不可能是《淮南子》抄《文子》的結果。然而我們依據常識判斷,何以甲與乙的文句相同,而甲與乙都與丙相關,就可以導出必然是甲抄乙而不是乙抄甲的結論呢?這顯然不合邏輯與違背常識!何況如果將《文子》一書與先秦諸子的相關性放大到整個東周諸子來比較而不再侷限於《呂氏春秋》一書中之文句,那麼我們將會馬上發現一個事實,那就是先秦諸子有太多的文句是與《文子》重複、相似,而卻無法在《淮南子》中找到的;關於這一點,即便是筆者在〈先秦諸子與孫子〉中關於兩書的引文也已經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了,更遑論其餘。而最荒謬的莫過於,何以一個要將自己的書「偽造」成出於先秦時代的作者,竟會愚蠢到去抄襲漢朝時才完成的《淮南子》而不去直接抄襲先秦諸子呢!因此可見,葉適的這種荒謬絕非特例,而是疑古者的普遍特質!
  我們依據常識推斷,既然軍隊必須要有糧食才能生存,才能運作,而且作戰時必然攜帶糧食,那麼有可能在戰爭過後,當戰勝一方在收集「戰利品」的時候,「刻意」將「敵人的糧食」完全捨棄嗎?這是可能的、合理的、符合常識的嗎?然則何以史書中鮮少有相關的記載呢?為何《左傳》與《史記》中提到「戰利品」時,也都大部分著重於「幾車、幾甲、幾人、斬首多少」呢?或許是因為這些東西比較重要、這些資訊比較容易取得的緣故,更或許是相對於戰爭進行中與戰爭結束後,糧食的重要性已及不上「車、甲、人首」的緣故,否則戰場上可以收集到的戰利品必然還要有刀劍矛戟弓箭馬牛等等,然而這些東西史家也幾乎都沒有紀錄。幾乎,自然也就意謂著還有。今舉其中三條關於戰利品的記載如下:
  〈左傳.宣公二年(前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左傳.哀公二年(前年)〉: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蜂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叟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前年)〉: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由上文我們果真看到了左丘明記載了「獲齊粟千車」一事。而獲取敵人的糧食,在春秋時期極為繁多的戰爭中自然也不可能僅有這個例子,那麼何以左丘明獨於此例有所記載呢?或許正是因為這千車的糧食量大或完好無損的緣故吧!當然這只是合理的猜測,不一定符合事實!然而不管如何,戰勝一方獲取敵方糧食,甚至吃敵人糧食這樣的事實,必然是幾乎每場戰爭都會產生的情況,就算史書沒有記載,我們依照常識也能得知。但何以今日疑古者們卻寧願背離常識,而用「史家無載便無其事、其人」、「《左傳》無載便無其事、其人」這種經過主觀取捨的結果來當成一種證偽證據呢?這不是極為荒謬的事情嗎?而其「用心」又何在呢!
  葉適又說:「自周衰,諸侯強凌弱、大併小;春秋時,無歲無之,圍入滅取,至立為凡例。而此書有『全國、破國,全軍、破軍』、『攻城,十圍、五攻』之論,又謂『不戰而屈人兵』,當『以全爭於天下』。初看似徑省,然豈伐謀、伐交所能致,必如禹、湯而後不戰、全爭者可言也。」
  我們在此又看到葉適的荒謬,以及葉適「不擇手段」務要將此書極力貶低的做為。到底為什麼「伐謀、伐交」就不能達到「不戰、全爭」的境界呢?為什麼一定要如「禹、湯」才能「不戰、全爭」呢?而「禹、湯」又到底是憑著什麼「不戰、全爭」呢?且難道葉適不知道商湯伐夏桀的鳴條之戰也是有死傷的嗎?可惜葉適畢竟不知道。
  葉適又說:「極論『縻軍引勝』,又謂『將能而君不御』。春秋時,固無中御之患;戰國始有,而未甚也;秦漢以後,其語遂為砭石。蓋此書亦非能見微者,本於窺測而勢轉激耳。」
  果真春秋時沒有「中御」之患,那麼前年的里克怎麼會有:「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左傳.閔公二年〉)這樣的說法呢?而葉適一方面說《孫子兵法》是什麼春秋末、戰國初的什麼山林處士所為,一方面又說書中提到的「將能而君不御」在春秋時代不會有,在戰國時代才開始有而甚少,一直要到秦漢以後才多,何自相混淆如此也!怎麼一篇文章沒有多少字,卻如果不是在曲解文意、在虛構歷史、在辱罵先人就是在自相矛盾呢!在這裡葉適一方面因為自己不學無術而有了這種推測,一方面又說這本書也不是能預言未來,只是因為「窺測而勢轉激」而碰巧說對的。總之,沒有一句好的就是;總之,這本書就是爛;總之,葉適就是比該書的作者高明。總之,這就是葉適所要急於表達的想法。
  然而「御將、干預將帥決策」的現象在戰國時代就真的很少了嗎?我們簡直是「懶得」再去舉例子來證明這種說法的荒謬了!然而我們總是要提出幾個人名,讓想要「繼承」葉適這個謬論的疑古者,好好去按圖索驥,補充一下歷史知識的。這些人名大致有:樂羊、匡章、樂毅、甘茂、白起、廉頗、李牧、王翦。至於史書上還有多少沒有被紀錄的例子,那我們是不得而知的,然而若要比較,最好也把葉適所謂的秦漢將領來個全舉式列出,看看到底是春秋戰國多還是秦漢多。
  葉適又說:「『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明此書不與闔廬、伍員同時。」
  在尚未看到葉適的這篇文章之前,我們不免還「猜測」疑古者的學識就算再低,也該有個起碼的程度。然而當我們看到了葉適的這則說法時,我們還能如此「樂觀」嗎?沒有伍員推薦專諸,就不會有刺王僚的事情發生,沒有這件事情發生,也就不會有吳王闔閭的產生,沒有吳王闔閭的產生,也就不會有闔閭見孫武的事件發生,同時闔閭也就看不到十三篇;那麼為什麼孫武或者如葉適所說的此書的作者就不能提到專諸這個人呢!但若按照葉適這種邏輯,則《左傳》中叔向不該提到子產,晏子不該提到叔向,孔子不該提到晏子,甚至伍子胥、公子光都不該提到專諸,然而這符合常識嗎?同一個時代的人就不能提起彼此嗎?葉適沒有常識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又能不為當時的學術界感到極度悲哀嗎?
  葉適又說:「如必曰:『投之死地然後生,陷之亡地然後存。』是真死亡,豈復有生存之理哉!」
  這條也仍然極為荒謬。但無疑更讓人明白像葉適這麼欠缺常識的人,確實是很難理解所謂的「哲理」的,更遑論當這個「哲理」與「軍事知識」相結合時,葉適自然就更無法理解了。而如果不是葉適顯然看不懂這句話的意義,還能有什麼可能呢?而我們在此除了希望他有機會的話可以去翻翻春秋時孟明視、戰國時田單、秦末時項羽、韓信等人的歷史之外,我們更希望他在好好把歷史讀一遍之前能暫時歇筆,以免繼續貽笑大方!此實肺腑之言也!當然,如果他的人生可以重來的話!
  葉適又說:「火攻,淺事;以此為書,則不勝書!何止十三篇也!下文『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不與上篇連屬。戰國說士,所謂養由基可教射之類也。」
  葉適在此首先以其主觀標準把火攻當成了「淺事」,繼之又說根據這個主題,簡直可以書不勝書,又豈止只能寫出十三篇呢?我們且不管「火攻」到底是不是「淺事」,但請問這天底下又有哪個主題不是可以大書特書的呢!漢朝時人光是解釋一個「馬」字,就可以寫出數萬言的東西,十三篇不過五千餘言,又豈是其數量上的敵手?再者,依據葉適的邏輯,十三篇中又有哪些主題不是可以大書特書的呢?除了十三篇外,任何戰國的子書,任何直到宋朝葉適之時的書籍,又有哪些內容不是可以衍生出成千上百億字的呢?又豈會只有「火攻」呢!那麼「火攻」到底是不是「淺事」?豈止「火攻」是「淺事」,「用兵、攻城」又何嘗不淺?難道不知孫子十三篇〈謀攻〉就這麼定義:「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葉適當真是不用心啊!
  至於他所說的:「下文『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不與上篇連屬。」那更只能顯示出他自己學術修養的淺薄,他連這個篇章的主題都沒抓到,居然也大言不慚的以此方法要來詆毀孫子其人及其書,未免太不自量力了。而葉適的這個「妙法」不僅在此文中有生存空間,更是往後疑古者頗為珍視的伎倆之一。如前文曾提及的關於〈九地〉篇的例子即是。
  葉適又說:「『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凡孫子所言,皆先知之事,而謂『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而歸之於〈用間〉,則此書之綱領不過於『用間』而已。然謂『明君賢將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蓋其妄意之過,若近事秦檜挾金人以執國權,則可謂彼能用間矣。」
  奇怪的是,到了這裡這本書又是孫子寫的了!一個人若荒唐,好歹也該有個限度,然而葉適卻不然;他言語閃爍,一下子說這不是孫子寫的,一下子又說這是孫子寫的,然後再把他編織出的罪名一股腦兒都推給孫子。而葉適於此又再度因為學養不足而犯了可笑的錯誤,他不明白不同的主題之間有不同的內容需要提出,而孫子十三篇固然主張先知、先計、先勝,但每篇有每篇之主題,焉會如麻雀烏鴉般叨絮不休。若孫子如此作文,十三篇又豈會被劉勰評為「辭如珠玉」。其次,他批評孫子用上智為間必成大功的說法,說這是妄想,然後又說如金人用秦檜般才可謂能「用間」。葉適之荒謬還真是沒有一個止境,而我們依據葉適最缺乏的常識進行判斷,智能越高的人其擔任間諜成功的機率自然大於智能低的人,而伊尹幫助商湯滅夏,呂尚幫助周武王滅殷,自然是極有智慧之人,而他們所成的豈非也是「大功」。而金人呢?金人用了秦檜,有因此取下宋朝嗎?那麼伊尹、呂尚比之秦檜,誰是上智呢?商湯、周武王比之金人,誰會用間呢?我們可還需要直接說出答案嗎!
  而奇怪的是葉適自己誇大自己所知的重要性,卻一味的說人「不學,不能知」、「亦非能見微者,本於窺測而勢轉激耳」、「其妄意之過」!然而饒是這樣一篇莫名其妙的瞎扯蛋,卻也能成為歷來的疑古者爭相徵引的一篇文章,那麼這疑古者的程度如何,大家也就不難想像了!
  葉適又說:「司馬遷謂:『世所稱師旅,多道《孫子》十三篇。』始管子、申、韓之學行於戰國、秦、漢,而是書獨為言兵之宗,及董仲舒、劉向修明孔子,其說皆已黜,而是書猶傑然尊奉逮今,又將傳之至於無窮。此文武所以卒為二塗也。悲夫!甚哉!揚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乎?』嗚呼!不知雄所指何司馬也?」
  葉適的荒謬總算到此告一結束,而這收尾自然也逃不出荒謬的評價。如果《孫子》無價值,又豈會「傳之無窮」!而他居然大發謬論的說,文武之道因此便捷然分為兩路,簡直是可笑到了極點。而這種文武殊途的說法,也正是宋朝重文輕武的氛圍下腐儒們的一般論調。於葉適身上得見,更不足為奇。只是這又何足一論!連孔子本身都要學習軍旅之學,連孔子本人也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史記.孔子世家〉)又哪來的什麼文武殊途呢?宋朝腐儒將儒家本意完全曲解,因而走向極為偏激的道路,這難道不是因為《論語》、《孟子》等書極少談及相關問題的緣故嗎?那麼這與《左傳》不載便史無其事、其人的思維,又有何不同呢!因此,就算流傳至今的《論語》裡面包含了孔子論述軍事戰爭藝術的章節,又難道不會被這些腐儒加以曲解猶如「未有指敵以為食」的例子嗎?而身處今日的我們,又豈能不對此加以警惕呢!
  那麼葉適是何等人也?何以其程度差到令人不忍卒睹的地步,卻又廣為歷代疑古者所推崇呢?他是南宋永嘉學派代表人物,並與朱熹、陸九淵齊名,主張:「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知天下之利也。」(〈水心別集.卷十四.紀綱四〉)是的,〈作戰〉篇豈不云:「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得用兵之利矣。」葉適他剽竊了《孫子兵法》的概念,同時又極力的詆毀孫子其人其書,則其人格之卑劣可見矣!

孫子兵法論正:第四章 疑古謬論綜駁

第四章 疑古謬論綜駁

看完了〈相關謬論綜駁〉,再看以下的〈疑古謬論綜駁〉,我們便可很明顯的發現一件事。那就是從重文輕武的宋朝以來,那些懷疑孫子其人其事的文章便絡繹不絕的出現。千年來,前仆後繼、群起圍攻,好不熱鬧!而其圍攻孫武的方向,不外兩種:一種是承認孫武其人,並在這種承認孫武的情況下,依據少量的史料,虛構歷史、曲解文本,而達到詆毀孫子的目的。於是孫武雖然是存在的,卻也因此成為一個不知兵、不會寫文章、喜弄詭詐權謀的兵家,並且還是兵流於毒的始作俑者;而十三篇《孫子兵法》也成了不怎麼有文采的一本平凡無奇的兵書。一種是否認孫武其人,這種情況又可分為二種,一種主張根本就沒有孫武其人,一種主張所謂的孫武其實是另有其人,而這另有其人的人選又有孫臏與伍員兩人。而否認了孫武其人,自然也就連帶的否認了其事的真實性,從而否認了十三篇為其所寫的事實。總而言之,在疑古者與謬論者的眼中,孫武如果存在就是個爛人;如果不存在,十三篇自然就不會是他寫的;當然,還有最後一種主張是即使孫武曾經存在,即使孫武不是爛人,十三篇也不會是他寫的。總之,不是他寫的就對了!
  那麼這些人又為什麼要選擇孫武以及十三篇開刀呢?那是因為孫武以及他的十三篇《孫子兵法》兩者的名氣實在是太大了。因此要出名,貶低孫武是一大捷徑;要做官,註釋十三篇是一大捷徑;要提高學術地位,否認孫武是一大捷徑。總之,拿孫武以及十三篇開刀就對了。至於真正合乎邏輯、講求證據、符合科學方法的學術探討,我們幾乎無法在此看見。當然,幾乎也就表示還有純粹基於學術需要而寫作的論文,只是基於該作者當時的學識與方法,因而使他們得出了錯誤的結論。而這樣的人至少有兩個,一個是楊寬,一個是馮友蘭,兩人皆因一九七二年同時出土了孫武與孫臏的兵法,從而讓他們放棄了原先的說法,而將十三篇的著作權歸還給了孫武。此外的人,有的不願更改,有的則是繼續鑽漏縫、偽造事實、取巧掩飾,以求得名得利,或者不因此而損傷自己的學術地位。這樣的人,即使多提起一次他的姓名,也會讓人覺得不舒服,不說也罷,識者自知!
  而這些疑古者又是拿了些什麼武器,這麼圍攻一個已經毫無招架之可能的亡者呢?那說來可真是話長了!總之,耍來耍去,不外是曲解文意、歪曲事實、虛構歷史、偽造文獻、顛倒黑白、因果互倒、天馬行空這幾招。而這些人目前共有二十個,二十個以外是否還有則不得而知;但至少,這二十個人所提出的謬論已足以涵蓋所有的疑古謬論。解決了這二十個人的謬論,十三篇《孫子兵法》為春秋末年孫武所寫一事也就自然「更無疑義」了!而孫武自然也就可以暫時瞑目了!暫時瞑目,自然是考量到人性的緣故!
  人的判斷力侷限於兩大端,一為識見,二為偏見。人的懷疑也來源於兩大端,一為識見多寡,一為能否讀通文獻。而疑古者們不僅缺少識見,更有極多的偏見,而同時也無法讀通文獻。因此,我們只要補足了識見、排除偏見、讀通文獻,這些謬論自然便極易被駁正了!而這自然也是不需要出土竹簡的協助的,因為他們實在是太過荒謬了!
  然而在此筆者不能僅僅以「荒謬」兩字來評論疑古者的所做所為,包括其論點與推論過程,尤其當他們所犯的諸錯誤都是很顯而易見的邏輯謬誤時,更是如此。唯有指出了這些謬誤的抽象類別,那麼這樣的謬誤才有可能被後來者所特別加以留意與辨識,從而減少相關謬論的繼續產生。
  這二十個人,依照文章發表先後排列,分別是:葉適、戴表元、胡應麟、姚際恆、全祖望、姚鼐、章學誠、牟庭、梁啟超、瀧川資言、武內義雄、錢穆、黃雲眉、金德建、齊思和、郭沫若、顧頡剛、楊寬、馮友蘭、李零。

內外養生之道

  這篇文章是個人在「網路與書」擔任編輯時的第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其實原本是不會寫的。但當時的老闆郝明義先生希望我為正在籌劃的《健康的時尚》寫一篇文章,於是我才寫了這篇文章。要說有什麼出色的地方,也還好。只是這篇文章寫完後,郝明義先生看了以後,「啟發」了他。於是隔幾天我的這篇文章便被換成他的文章,因此最終沒有收錄在《健康的時尚》這本雜誌書裡。這本雜誌書在我剛踏入網路與書時已經籌備了一半,很快的就完成並出版了。下一本完全參與的雜誌書就叫做《一個人》。不管如何,這個事件發生以後,也讓我想到了小時候以來遇到的種種怪事,而從此我在網路與書中的文章也再沒有讓我自己感到滿意的了。
  小時候的經歷告訴我,一個人的能力並不能決定他的價值,一個人經過努力所創作出來的傑作也並不會總是在現實的世界獲得它應有的評價。從國小的幾幅畫作,被當時的老師找盡各種或荒謬或可悲的理由扣分,以致於從第一名硬是變成與他人齊名;或者數學分數,老師甚至可以刻意給她所喜愛的同學打錯分,以來拉抬這位同學的分數。這樣的例子太多,因此小時候我便明白了這種道理,也只是很豁然的看待這種事情。不管是一個人或者一幅畫作、一篇文章、一本書、一件軟體,都可能遇到這樣的事情。可惜自己實在不是含金湯匙出生的,小時候也曾因為太過貧窮而享受到了老師的差別待遇!甚至剝奪了每一個人都有的權力。
  我還記得國小三年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尤其令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們自然科學的小組長,因為表現不佳,功課很差,於是他的父親要求自然科學老師能多關照一下。自然科學老師為了激勵他,決定把他換掉,於是就得選一名新的組長。結果這位老師就點到了我,我委婉的拒絕了,但他還是指派了我擔任新的組長。後來,這位同學的父親又來說話了,但是當時我並沒有犯任何錯誤,功課也沒有退步,怎麼把我換掉呢?於是自然科學老師就想出了一個主意。當時因為家裡貧窮我不太有機會頭髮還不夠長時就去理髮,自然科學老師逮到了這個機會,就說要檢查儀容,當時我已經料到了結果了。這也是我當初要回絕的原因,因為這種「任命」並不是基於什麼客觀理由,完全只是一種權力的運作過程,早晚也要找其他理由把我換下來,但一個人不犯錯的話,你怎麼換?栽贓、羞辱,無非如此。於是我很自然的被點到了,自然老師便把我叫起來,扯著我鬢腳,還說了一句已經長到可以攀藤了。羞辱完之後,就把我換下來了。我當時,並沒有太大的反應,為什麼?因為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那時的我,早已經看穿了一些人性的規律,以及一些小人物喜歡耍弄的把戲!有必要為了這種事情牽動自己的情緒嗎?只是教訓總得記住!
  因為家裡的負債等等因素,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幫家裡工作了!這樣的時間,自然無法讓我得以有機會完成什麼大的創作!國中時有一次機會來了,我緊記著我從小幾乎沒有例外的「遭遇」!可是我又覺得我的作品不該總是只是獲得比它還低的評價,可是作品的評價總不能自己說了算吧。說以前的畫作老師刻意找碴是確實的,因為她扣分的理由很明確,但跟畫作本身沒有關係!但總不能老是陷入這樣的迴圈,也得證明一次吧!
  當時正是1994年,電腦軟體雜誌《電腦玩家》為促銷Sierra出版的超級運動員(Lode Runner)軟體遊戲舉辦了一場關卡設計大賽。因為覺得很有趣,也想試試自己在設計上的天份與智力。因此便報名參賽。當時個人只花了兩個小時便設計出了兩個關卡,但因為覺得設計得太好了。這樣的設計不得第一名是沒道理的,可是依照過往的經歷,它必然不會得第一名,那怎麼辦呢?拆開吧!一件作品拆成兩個!既然自認為一件作品能得第一名,即便拆開以後,也應該會得到很好的名次才對。這至少可以從另一個面向證明這件作品確實有這樣的價值,而我也就不會為了它因為其他自身以外的因素而被貶低價值而感到惋惜了!於是,我便將它們拆開,又花了兩個小時設計了另外兩個關卡各附加在這兩個關卡之後。最後分別以自己與朋友的名字報名參賽,最後本名的獲得了優勝,朋友名的獲得了佳作。但一如個人的預測,優勝即便有兩名,排在第一名的仍然不是我!我很難去解釋這種情況之所以屢次發生在我的命運中的原因。但至少這一次,我證明了個人的創作不只是這樣的價值!當時,我因此獲得兩套電腦遊戲做為獎勵,我將兩套軟體都送給了朋友(這位朋友後來進了中研院),因為對我而言參賽才是樂趣所在。
第一件作品
第二件作品
  兩件作品的第一關就是原本的作品分出來的,第二關則是新的設計。



圖中的這位模特,就是當年個人預測319槍擊案時在場的第四人,司機小詹。
圖片取自網路。

  郝明義先生後來為了替換掉我文章的事情對我道了歉。他保持了他身為一個文人應有的格調。2003年11月個人319槍擊案的預測發生之後,2004年3月19日總統候選人陳水扁與呂秀蓮果然中槍然後當選了。這之間的因果是什麼,我想呂秀蓮都不太在乎了,我也不太在乎!但這件事情發生以後,個人當時與郝明義先生簽約的《孫子兵法論正》就更不可能出版了。我為此寫了幾封信去催促,結果郝明義先生以他慣有的作法不予回應。後來,我是在台大散步時想通了我被監控的「事實」。於是我想起了之前文章被換掉的事情,因此推估《孫子兵法論正》是不可能被出版了!於是我便辭職了,同時用幾個月的時間對這本書做了修訂然後補出了關於終結疑古謬論的幾十萬字。完成後,我又去找郝明義先生,希望他履行合約把這本書出了。結果他找了很多藉口加以婉拒了,其中一個理由是這本書一開頭都在講「常識」!他說的沒錯,但之所以這本書一開頭要講「常識」,乃在於裡面牽涉到的疑古者如錢穆等人甚至連常識都沒有!疑古者連常識都沒有,不先講常識可以嗎?這時已經是2005年了。我後來又在網路與書做了幾個月之後,最後還是選擇離職了!
後來,我在網路與書最後的這段期間因為參與「經典1.0」的企劃,於是跟當時常來台灣客座的《中國思想史》作者葛兆光教授又有了一些見面的機會。於是我將《孫子兵法論正》的事情告知他,想詢問他對這本書的意見。葛兆光在還沒看到這本書以及看到這本書以後的反應是判若兩人的,當然主因在於書中批評了「李零」。葛兆光跟李零是好朋友。
  總之,有了葛兆光的「意見」,郝明義更有了不出版這本書的理由。但事實上,理由一直很簡單。
  2001年,郝明義先生曾經問過我是否要為我的《孫子兵法論正》辦一場記者會。確實,這本書是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的。不過由於總總理由,最後沒有辦成。即便這也不過是口頭上的一句詢問,是否真的想辦、真的會辦是另一件無法印證的事情,但總是讓人看到了善意。因此,在當時,我相信他還是善意的。
  2015年的今天,學術界普遍的還不知道這本書,也不知道我即將發佈的《道德經論正》的前身論文。十幾年的時間過去了!中研院所收的論文還在那邊大談《老子》非一人一時之作,怎不令人感慨萬千呢?
  〈內外養生之道〉不過就是一個「idea」,但也足以啟發一位文人寫出一篇好文章。往後我的許多好的思想、idea都逐漸的依從著這篇文章的模式,開始被別人竊取了!一個「idea」可以寫出一篇好文章,可以拍出一部好電影,更可以藉由軟體改變世界!但是自從319事件之後,個人的創作都被封殺了!但創作被封殺,個人的思想與idea彷彿找到了其他的「宿主」一樣,繼續在這個世界發揮著它的作用!因此,當各位讀者尤其是新讀者讀到這篇文章時,你可能從未聽過我的名字!從未看過我的文章!但你的世界可能早已因為我的思想而改變了!


內外養生之道

一般所謂的養生都是指藉由諸如運動、導引、行氣、按摩、靜坐、藥療、飲食等等行為與方式,來達到預防、消除疾病與延年益壽的功效!即使如《黃帝內經》等書中所提及的人應順應自然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自己的生活作息、飲食習慣等等屬於「天人合一」的養生指導思想,其目的總歸而言都還是為了保健與長壽。固然個人的生命得以延長並不意味著獲得了幸福,但過於短促的生命,又如何能享受到幸福的感覺呢!因此或許可以說,長壽是幸福的首要條件。然而人並非是單獨的存活在自然環境之中的,人與人之間也並不都是處於和諧的狀態,衝突與摩擦總是有發生的機會,小則不過言語上的齟齬,大則導致生命的喪失。〈莊子.外篇.達生〉曾經提到一個故事:「魯國有一個叫做單豹的人,遠離世俗,居住在深山之中,不食五穀而飲用山谷之水,活到七十歲了還有嬰兒的顏色,但是不幸遇到了飢餓的老虎,被老虎吃掉了!又有一個叫做張毅的人,待人接物非常恭敬,經過宮室廟堂與群眾聚集的地方一定會快步走過,即使是對養馬的下人也會以禮相待,然而卻無法得盡天年,得了內熱而死。」因此全面的養生之道,不該只是身內的身體保健之道(延長壽命),也應包含著身外的待人接物之道(保全性命),也就是個人的處世之道。
  對於待人接物、處世之道,古人留下了許多值得沿用與仍然適用的細膩思想,如〈戰國策.魏策四.信陵君殺晉鄙〉記載:「信陵君魏無忌殺掉晉鄙竊符救趙,保全了趙國首都邯鄲,也打敗了秦國軍隊,趙王親自到郊外迎接他。其屬下唐且便對信陵君說:『臣聽說:事情有不可知道的,有不可不知道的;有不可忘記的,有不可不忘的。』信陵君問說:『這是在說什麼呢?』唐且回答:『這是在說,人有憎恨我的,不可以不知道;我有可以憎恨的人,則不可以知道啊!人有恩德於我的,不可以忘記;我有恩德於人的,則不可以不忘記啊!現在主公殺掉了晉鄙,救了邯鄲,打敗了秦國軍隊,存續了趙國的國祚,這是大的恩德啊!今日趙王親自到郊外來迎接您,等會兒見到趙王之後,臣希望主公能忘掉這件事啊!』信陵君聽後說:『無忌恭敬的接受您的教誨!』」除此外,又有許多從歷史教訓總結出來的處世規範或者行為準則,如〈說苑.君道〉所說:「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或者如〈淮南子.人間〉所說:「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而其後也都列有藉以總結出規律的歷史教訓與相關解釋!
  然而待人接物之道,並非只是單純的明哲保身之道,更應包含著任何得以使人際關係處於和諧狀態的方法與規則。如唐朝時期,九代同堂的張公藝便是一個例子。當唐高宗造訪其家向他詢問治家之道時,張公藝只是要了紙筆,寫了百餘個「忍」字,結果竟使得唐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而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單純的學校教育顯然無法造就出一個善於處世的人才,因此中國自古就有了家訓的傳統。比較有名的家訓有北朝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宋朝陸游的《放翁家訓》以及清朝曾國藩的《曾國藩家書》,而其中又以曾國藩的事例最為有名。如其么女曾紀芬就因為從小就受到了家訓的嚴格要求,使她養成了超乎常人的耐心與恆心,以致即使在曾國藩逝世與年紀漸長之後,還是能維持著每日抄寫曾國藩的「忮求詩」數遍,飯後必走一千步,以及每晚睡前以溫水洗腳,且即使天寒地凍仍然遵循著睡覺時雙腳露出棉被之外的養生之道;而對這些生活規範的嚴格執行,也使得曾紀芬得以在生了十三胎這違反養生之道的過渡耗損元氣的生育之後,仍能健健康康的活到九十一歲;而根據她自己在《崇德老人自訂年譜》中的記載,她的一生之中也僅生過四場大病而已。


資料補充

〈淮南子.人間訓〉:
  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冢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戰國策.魏策四.信陵君殺晉鄙〉: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韓非子.說林上〉: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說苑.君道〉: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荐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山上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說苑.敬慎〉: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說苑.權謀〉:
  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說苑.談叢〉: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阤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為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為人上者,患在不明;為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心,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為尊,以屈為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說苑.雜言〉: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言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說苑.脩文〉:
  傳曰:「觸情縱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眾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靚羹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攖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者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淮南子.人間〉: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
〈莊子.達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一】【疏】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齒長老而形色不衰,久處山林,忽遭餓虎所食。
  【釋文】《單豹》音善。李云:單豹,隱人姓名也。《而水飲》元嘉本作飲水。
  【二】【疏】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縣薄,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參謁,趨走慶弔,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釋文】《縣》音玄。《薄》司馬云:簾也。《無不走也》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富貴也。李云:走,往也。◎俞樾曰:無不走也,語意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富貴也,亦殊迂曲。走乃趣之壞字。文選幽通賦李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趣義也。字正作趣,但衍義字耳。呂覽必已篇曰,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眾無不趨,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人閒篇曰,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故學者莫得其解。
  【三】【注】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疏】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邊,未為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
〈呂氏春秋.必己〉:
  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眾無不趨,輿隸棩木改女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
  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莊子.胠篋〉: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墨子.魯問〉:
  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

〈荀子.不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

〈說苑.政理〉: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史記.晉世家〉:
  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新序.雜事二〉: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之居也,厭眾而遠遊,故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善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2015年12月14日 星期一

《道德經論正》相關文章:宋濂〈諸子辯.老子〉

  純粹紀念用。

明朝宋濂

〈諸子辯.老子〉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余歲」,及「或言二百余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歛守退藏,不為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后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杰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為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仿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統傳》所記,若《大洞真》,若《靈寶洞玄》,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咒、法箓、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云。


《道德經論正》相關文章:葉適〈習學記言.老子〉

  這種主觀臆斷的說法,批評都是浪費時間。放在這裡純粹當個紀念。

宋朝葉適

《習學記言》卷十五

老子

言老子所自出,莫著於《孔子家語》、《世家》、〈曾子問〉、《老子列傳》。蓋《二戴》記孔子從老聃助祭於巷黨云云,史佚子死,下殤,有墓,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嘆其猶龍。遁周藏史,至關。關令尹喜強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非禮家儒者所傳也。以莊周言考之,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亦言孔子贊其為龍,則是為黃、老學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辭也……且使聃果遁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析於其間,而故為岩居川遊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為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爾。

《道德經論正》徵引文獻:胡適《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

  終於有人開始談論方法論的問題了,而且還寫得不錯!可惜,胡適這篇仍然力道不足,雖然指出了很多學者隨意論斷的缺點,卻不能成功說服這些學者。當然,如馮友蘭是不得不反擊的,(也就是即使明知自己錯了,也不可能乖乖束手就擒!打烏賊戰、模糊戰,無所不用其極!)否則其學術地位豈非給胡適毀了!(連《易經》都沒讀熟,寫什麼「中國哲學史」?)至於胡適批評顧頡剛的部份,比較可惜的一點是胡適也沒能熟讀先秦諸子,否則批評馮友蘭、顧頡剛是完全用不著竹簡、帛書出土就能徹底完結的!這一點,可見《道德經論正》關於先秦諸子「徵引」《老子》的部份即可知道。但是胡適這篇與接下來葉青那篇是幾乎僅此兩見的針對方法論的探討!但嚴格說來,他們所受的邏輯思維訓練還太少!以致於許多地方都未能抓到重點!這一點,可見《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一章。不多說了!
  胡適畢竟還是一個腦筋清晰的人,學養也足夠,但雖然這幾篇裡表現得也還不錯,但其實整個胡適的著作裡面也仍然隨時可見荒謬的論述!這一點,也是必須告訴讀者的。
  關於胡適,也讓我想起了一則小故事。那是個人在網路與書擔任編輯時發生的,有一次,編輯群連同老闆郝明義在晚上十二點齊集某工作室校稿時,郝明義先生為這本書寫了一篇文章,裡面引用到了胡適的一句話。話裡面不幸用了一句成語,但成語裡面有兩個字顛倒了,於是我就更正了!結果郝明義先生重看時,就馬上質問我:「X,你為何要隨便改文字呢?」(彼時我早已完成《孫子兵法論正》N年了。)
  我笑笑回答說:「那是錯的啊!」
  郝:「這是大學者的話,一定有道理,怎麼可能是錯的!」郝是很有底氣的說著。因為他寫文章引文是很講究,不願犯錯的!
  我:「那一定是錯的!正因為是大學者,所以更不可能犯這種錯!」(註:我的想法是畢竟只是一句普通成語,大學者哪有必要去改動呢?也犯不著學王維出格吧!而且如果是大學者改動成語,那也是大學者錯!我認為胡適根本不可能作這種無聊事!因為這種事情根本無法彰顯任何價值!)
  郝:「我的版本就是這樣寫的。」
  我:「那一定是版本錯了!」(註:對話只是根據記憶,該點到的都點到了!)
  郝手上的版本是商務印書館新近的本子,於是他看我也這麼堅持,也不再跟我爭辯,就請另外的編輯明天去有收藏此書的圖書館查找各種版本!
  後來,果然證明了我的話!那只是一個「編輯錯誤」!可是從這個例子,其實不難發現,所謂學者、專家、權威對於當代文人的影響力,以致於等閒不會把錯誤認成錯誤!而寧願把錯誤當成正確的!我寫這篇倒不是特別針對郝,而是這十幾年來,我從學術界的作法中,親身體驗所得!
  那麼,當連錢穆、馮友蘭都不願認錯,還要死撐,還要用種種令人莫名其妙的戰術想要扳回一城時,那不是很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嗎?問題是,此風焉可長!

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

(廿二,五,哲學論叢第一集,又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

胡適

近十年來,有好幾位我最敬愛的學者很懷疑老子這個人和那部名爲《老子》的書的時代。我並不反對這種懷疑的態度;我衹盼望懷疑的人能舉出充分的證據來,使我們心悦誠服的把老子移後,或把《老子》書移後。但至今日,我還不能承認他們提出了什麼充分的證據。馮友蘭先生説的最明白:
  不過我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指明一點:就是現在所有的以老子之書是晚出之諸證據,若祇舉其一,則皆不免有邏輯上所謂「丐辭」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一書之文體,學説,及各方面之旁證,皆可以説《老子》是晚出,此則必非偶然也。(二十年六月八日大公報)
  這就是等於一個法官對階下的被告説:
  現在所有原告方面舉出的諸證據,若逐件分開來看,都「不免有邏輯上所謂『丐辭』之嫌。」但是「合而觀之」,這許多證據都説你是有罪的,「此則必非偶然也」。所以本法庭現在判决你是有罪的。
  積聚了許多「邏輯上所謂『丐辭』」,居然可以成爲定案的證據,這種考據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書喊一聲「青天大老爺,小的有冤枉上訴」!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證人自己已承認的「丐辭」,究竟是「丐辭」,不是證據。

我現在先要看看馮友蘭先生説的那些「丐辭」是不是「丐辭」。在論理學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證明的結論預先包含在前提之中,衹要你承認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認那結論了:這種論證叫做丐辭。譬如有人説:「靈魂是不滅的,因爲靈魂是一種不可分析的簡單物質」。這是一種丐辭,因爲他還沒有證明(1)凡不可分析的簡單物質都是不滅的,(2)靈魂確是一種不可分析的簡單物質。
  又如我的朋友錢玄同先生曾説過:「凡過了四十歲的人都該殺」。假如有人來對我説:「你今年四十一歲了,你該自殺了」,這也就成了一種丐辭,因爲那人得先證明(1)凡過了四十歲的人在社會上都無益而有害,(2)凡於社會無益而有害的人都該殺。
  丐辭衹是丐求你先承認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結論了。
  馮友蘭先生提出了三個證據,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丐辭。
  (一)「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所以《老子》書是孔子以後的作品。你若承認孔子以前果然無私人著述之事,自然不能不承認《老子》書是晚出的了。但是馮先生應該先證明老子確是出於孔子之後,然後可以得「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的前提。不然,我就可以説:「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老子之書是什麼呢?」
  (二)「老子非問答體,故應在《論語》、《孟子》後」。這更是丐辭了。這裏所丐求的是我們應該先承認「凡一切非問答體的書都應在《論語》、《孟子》之後」一個大前提。《左傳》所引的史佚、周任、《軍志》的話,《論語》所引周任的話,是不是問答體呢?《論語》本身的大部分,是不是問答體呢?(《論語》第一篇共十六章,問答衹有兩章;第四篇共二十六章,問答衹有一章;第七篇共三十七章,問答衹有七章。其餘各篇,也是非問答體居多數。)《周易》與詩三百篇似乎也得改在《論語》、《孟子》之後了。
  (三)「《老子》之文爲簡明之『經』體,可見其爲戰國時之作品」這更是丐辭了。這裏所丐求的是我們先得承認「凡一切簡明之『經』體都是戰國時的作品」一個大前提。至於什麼是簡明的「經」體,更不容易説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經」體。那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就不是「簡明之經體」了嗎?所以這裏還有一個丐辭,就是我們還得先承認,「《論語》雖簡明而不是『經』體;《左傳》所引《軍志》、周任的話雖簡明而也不是『經』體;衹有《老子》一類的簡明文體是戰國時産生的『經』體。」我們能不能承認呢?

還有許多所謂證據,在邏輯上看來,他們的地位也和上文所引的幾條差不多。我現在把他們總括作幾個大組。
  第一組是從「思想系統」上或「思想線索」上,證明《老子》之書不能出於春秋時代,應該移在戰國晚期。梁啓超、錢穆、顧頡剛諸先生都曾有這種論證。這種方法可以説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我現在很誠懇的對我的朋友們説:這個方法是很有危險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觀的成見的,是一把兩面鋒的劍可以兩邊割的。你的成見偏向東,這個方法可以幫助你向東;你的成見偏向西,這個方法可以幫助你向西。如果沒有嚴格的自覺的批評,這個方法的使用絕不會有證據的價值。
  我舉一個最顯明的例。《論語》裏有孔子頌贊「無爲而治」的話,最明白無疑的是: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十五)
  這段話大概是梁、錢、顧諸先生和我一致承認爲可靠的。用這段話作出發點,可以得這樣相反的兩種結論:
(1)《論語》書中這樣推崇「無爲而治」,可以證明孔子受了老子的影響。——這就是説,老子和《老子》書在孔子之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頁七九注。)
(2)顧頡剛先生却得著恰相反的結論:「《論語》的話儘有甚似老子的。如〈顔淵〉篇中季康子的三問(適按:遠不如引〈衛靈公〉篇的『無爲而治』一章。),這與《老子》上的『以正治國』……『我無爲而民自化』……『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何等相像!……若不是《老子》的作者承襲孔子的見解,就是他們的思想偶然相合」。(《史學年報》第四期,頁二八。)
  同樣的用孔子説「無爲」和老子説「無爲」相比較,可以證老子在孔子之前,也可以證老子的作者在三百年後承襲孔子!所以我説這種所謂「思想線索」的論證法是一把兩面鋒的劍,可以兩邊割的。
  錢穆先生的《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燕京學報》第七期),完全是用這種論證法。我曾指出他的方法的不精密(《清華週刊》卷三七,第九——十期,頁一O九四——一O九五。),如他説:
  以思想發展之進程言,則孔、墨當在前,老、莊當在後。否則老已先發道爲帝先之論,孔、墨不應重爲天命、天志之説,何者?思想上之線索不如此也。(朔雪寒註:所以孔子既然已經主張的事情,墨子更不應該反駁,而自行提出所謂兼愛、節葬、節樂等「反動思想」!豈非可笑已極!)
  我對他説:
  依此推斷,老、莊出世之後,便不應有人重爲天命、天志之説了嗎?難道這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説,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應該排在老、莊以前嗎?這樣的推斷,何異於説:「幾千年來人皆説老在莊前,錢穆先生不應説老在莊後。何者?思想上之線索不如此也」。
  思想線索是最不容易捉摸的。如王充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有了很有力的無鬼之論;而一千八百年來,信有鬼論者何其多也!如荀卿已説:「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朔雪寒註:〈荀子.天論〉),而西漢的儒家大師斤斤争説災異,舉世風靡不以爲妄。又如《詩經》的〈小序〉,經宋儒的攻撃,久已失其信用;而幾百年後的清朝經學大師又都信奉《毛傳》及〈序〉,不復懷疑。這種史事,以思想線索來看,豈不都是奇事?説的更大一點,中國古代的先秦思想已達到很開明的境界,而西漢一代忽然又陷入幼稚迷信的狀態;希臘的思想已達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中古的歐洲忽然又長期陷入黑暗的狀態;印度佛教也達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大乘的末流居然淪入很黑暗的迷霧裏。我們不可以用後來的幼稚來懷疑古代的高明,也不可以用古代的高明來懷疑後世的堕落。
  最奇怪的是一個人自身的思想也往往不一致,不能依一定的線索去尋求。十餘年前,我自己曾説,《老子》書裏不應有「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一類的話,因爲這種思想「不合老子的哲學」(《哲學史》頁六一註)!我也曾懷疑《論語》裏不應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朔雪寒註:〈論語.子罕〉)一類的話。十幾年來,我稍稍閲歷世事,深知天下事不是這樣簡單。現代科學大家如洛箕(Sir Oliver Lodge )也會深信有鬼,哲學大家如詹姆士( W.James )也曾深信宗教。人各有最明白的地方,也各有最懵懂的地方;在甲點上他是新時代的先驅者,在乙點上他也許還是舊思想的産兒。所以梭格拉底(Socrates )一生因懷疑舊信仰而受死刑,他臨死時最後一句話却是托他的弟子向醫藥之神厄斯克勒比(Asclepias)還一隻鷄的許願。
  我們明白了這點很淺近的世故,就應該對於這種思想線索的論證稍稍存一點謹慎的態度。尋一個人的思想綫索,尚且不容易,何况用思想線索來考證時代的先後呢?

第二組是用文字、術語、文體等等來證明《老子》是戰國晚期的作品。這個方法,自然是很有用的,孔子時代的采桑女子不應該會做七言絶句,關羽不應該會吟七言律詩,這自然是無可疑的。又如《關尹子》裏有些語句太像佛經了,絕不是佛教輸入以前的作品。(朔雪寒註:不幸的是胡適這一點也說錯了!詳細的論證,估計只能等待個人的先秦思想史完成才會完整交代了!若對這部份有興趣的讀者可先看拙作《中西思維隨筆》。)但這個方法也是很危險的,因爲:
  (1)我們不容易確定某種文體或術語起於何時。
  (2)一種文體往往經過很長期的歷史,而我們也許衹知道這歷史的某一部分。
  (3)文體的評判往往不免夾有主觀的成見,容易錯誤。
  試舉例子説明如下:
  梁啓超先生曾辨《牟子理惑論》爲僞書,他説:
  此書文體,一望而知爲兩晉六朝鄉曲人不善屬文者所作,漢賢絕無此手筆,稍明文章流别者自能辨之。(《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頁二二。)
  然而《牟子》一書,經周叔迦先生(《牟子叢殘》)和我(《論牟子書》,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四號)的考證,證明是漢末的作品,絕無可疑。卽以文體而論,我沒有梁先生的聰明,不能「一望而知」,但我細讀此書,才知道此書的「文字甚明暢謹嚴,時時作有韻之文,也都沒有俗氣。此書在漢、魏之間可算是好文字。」。同是一篇文字,梁啓超先生和我兩人可以得這樣絶相反的結論,這一件事不應該使我們對於文體的考證價值稍稍存一點敬慎的態度嗎?(朔雪寒註:不管是《孫子兵法》或《老子》的疑古者,其實對於所謂文體都不是藉由統計、形式來說話的,而是藉由主觀臆斷來說話的。這樣的作法與態度,自然不可能對於文體有很好的認識,不認識文體卻想用文體來考證,自然是很荒謬的!)
  梁行生論牟子的話,最可以表明一般學者輕易用文體作考證標準的危險。他們預先存了一種主觀的謬見,以爲「漢賢」應該有何種「手筆」,兩晉人應該作何種佳文,六朝人應該有何種文體,都可以預先定出標準來。這是根本的錯誤。我們同一時代的人可以有百十等級的「手筆」;同作古文,同作白話,其中都可以有能文、不能文的絶大等差。每一個時代,各有同樣的百十等級的手筆。班固與王充同時代,然而《論衡》與《漢書》何等不同!《論衡》裏面也偶有有韻之文,比起〈兩都賦〉,又何等不同!所謂「漢賢手筆」究竟用什麼作標準呢?老實説來,這種標準完全是主觀的。完全是梁先生或胡某人讀了某個某個作家而懸想的標準。這種標準是沒有多大可靠性的。(朔雪寒註:僅從統計學與概率論而言,這種臆想出來的標準,完全不具有代表性!)
  假如我舉出這兩句詩: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你們試猜,這是什麼時代的詩?多數人一定猜是明末的歷史演義小説裏的開場詩。不知道此詩的人絕不會猜這是李商隱的詩句。又如寒山、拾得的白話詩,向來都説是初唐的作品,我在十年前不信此説,以爲這種詩體應該出在晚唐。但後來發現了王梵志的白話詩,又考出了王梵志是隋唐間人,我才不敢堅持把寒山、拾得移到晚唐的主張了(《白話文學史》上頁二四二——二四九。)。近年敦煌石窟所藏的古寫本書的出現,使我們對於文體的觀念起一個根本的變化。有好些俗文體,平常認爲後起的,敦煌的寫本裏都有很早出的鐵證。如敦煌殘本《季布歌》中有這樣的句子:
  季布驚憂而問曰:
  只今天使是何人?
  周氏報言官御史,
  姓朱名解受皇恩。
  如敦煌殘本昭君出塞有這樣的句子: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
  突厥今朝發使忙。
  三邊走馬傳胡命,
  萬里非(飛)書奏漢王。
  這種文體,若無敦煌寫本作證,誰不「一望而知」絕不是「唐賢手筆」。
  總而言之,同一個時代的作者有巧拙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拘謹與豪放的不同,這有地方環境(如方言之類)的不同,絕不能由我們單憑個人所見材料,懸想某一個時代的文體是應該怎樣的。同時記梭格拉底的死,而柏拉圖記的何等生動細緻,齊諾芬(Xenophon)記的何等樸素簡拙!我們不能拿柏拉圖來疑齊諾芬,也不能拿齊諾芬來疑柏拉圖。
  閑話少説,言歸《老子》。馮友蘭先生説《老子》的文體是「簡明之經體」,故應該是戰國時作品(説見上)。但顧頡剛先生説:「《老子》一書是用賦體寫出的;然而賦體固是戰國之末的新興文體呵」!(《史學年報》第四期,頁二四,參看頁一九。)同是一部書,馮側重那些格言式的簡明語句,就説他是「經體」;顧先生側重那些有韻的描寫形容的文字,就可以説他是「用賦體寫出的」。單看這兩種不同的看法,我們就可以明白這種文體標準的危險性了。
  我們可以先看看顧先生説的「賦體」是個什麼樣子。他舉荀卿的〈賦〉篇(《荀子》第二十六)作例,賦篇現存五篇,其題爲「禮、知、雲、蠶、箴」。總觀此五篇,我們可以明白當時所謂「賦」,衹是一種有韻的形容描寫,其體略似後世的詠物詩詞,其劣者略似後世的笨謎。顧先生舉荀卿的「雲賦」作例,他舉的語句如下:
  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
這是《荀子》的「賦體」。顧先生説:.
  此等文辭實與《老子》同其型式。
  他舉老子第十五章和二十章作例:
  豫焉(河上公本作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河上公本作客),涣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老子》十五)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澹兮其若海,飇兮若無止。……(《老子》二十)
  這是《老子》的「賦體」。
  顧先生又説,《老子》這兩章的文體又很像《呂氏春秋》的〈士容〉和〈下賢〉兩篇,我們也摘鈔那兩篇的一部分:
  故君子之容,……淳淳乎謹慎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悦而心甚素樸。(〈士容〉)
  得道之人……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勿勿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昏乎其深而不測也。……(〈下賢〉)
  這是《呂氏春秋》的「賦體」。
  顧先生説:
  這四段文字,不但意義差同,即文體亦甚相同,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亦甚相同,惟助詞則老子用「兮」,呂書用「乎」爲異。大約這是方言的關係。
  我們看了顧先生的議論,可以説:他所謂「文體」或「型式」上的相同,大概不外乎下列幾點:
  (1)同是形容描寫的文字。
  (2)同用有「兮」字或「乎」字語尾的形容詞。
  (3)「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亦甚相同」。
  依我看來,這些標準都不能考定某篇文字的時代。用這種帶「兮」字或「乎」字形容詞來描寫人物,無論是韻文或散體,起源都很早。最早的如春秋早期的鄘風〈君子偕老〉詩,衛風〈碩人〉詩,齊風〈猗嗟〉詩,都是很發達的有韻的描寫形容。在《論語》裏,我們也可以見著這種形容描畫的散文: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八)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八)
  我們試用這種語句來比《荀子》的〈賦〉篇,和呂氏春秋的〈士容〉、〈下賢〉兩篇,也可以得到「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亦甚相同」的結論。你瞧:
(《論語》:)
  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
(《老子》:)
  渙兮若冰之將釋。
  儽兮若無所歸。
  淡乎其無味。(三十五章。〈文子.道德〉篇引此句,作「淡兮」。)
(《荀子》:)
  忽兮其極之遠也。
  卬兮天下之咸蹇也。
(《呂覽》:)
  淳淳乎謹慎畏化而不肯自足。
  乾乾乎取舍不悦而心甚素樸。
  覺乎其不疑有以也。
  桀乎其必不渝移也。
  悤悤乎其心之堅固也。
  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
  昏乎其深而不測也。
  這些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何等相同!何等相似!其中《論語》與《呂覽》同用「乎」字,更相像了。
  如果這等標準可以考定《老子》成書的年代,那麼,我們也可以説《論語》成書也該移在呂不韋時代或更在其後了!
  文體標準的不可靠,大率如此。這種例證應該可以使我們對於這種例證存一點特别戒懼的態度。
☆☆☆☆☆
  至於摭拾一二個名詞或術語來做考證年代的標準,那種方法更多漏洞,更多危險。顧頡剛先生與梁啓超先生都曾用此法。如顧先生説:
  更就其所用名詞及術語觀之:「公」這一個字,古書中祇用作制度的名詞(如公侯、公田等),沒有用作道德的名詞的(如公忠、公義等)。《呂氏春秋》有〈貴公〉篇,又有「清淨以公」等句,足見這是戰國時新成立的道德名詞。荀子與呂書同其時代,故書中言「公」的也很多。可見此種道德在荀子時最重視。老子言「容乃公,公乃王」(十六章),正與此同。(《史學年報》四,頁二五。)
  然而《論語》裏確曾把「公」字作道德名詞用: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悦」。(《論語》二十)
  《老子》書中有「公」字,就應該减壽三百年。《論語》也有「公」字,也應該减壽三百年,貶在荀卿與呂不韋的時代了。
  任公曾指出「仁義」對舉彷彿是孟子的專賣品。然而他忘了《左傳》裏用仁義對舉已不止一處了(如莊二十二年,如僖十四年。)任公又曾説老子在春秋時不應該説「侯王」、「王公」、「王侯」、「取天下」、「萬乘之主」等等名詞。然而〈周易.蠱卦〉:已有「不事王侯」,〈坎卦〉象辭與〈離卦〉象辭都有「王公」了。《論語》常用「天下」字樣,如「管仲一匡天下」,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如「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實稷何嘗有天下?泰伯又哪有「天下」可讓?《老子》書中有「取天下」,也不過此種泛稱,有何可怪?「天下」、「王」等名詞旣可用,爲什麼獨不可用「萬乘之主」?《論語》可以泛説「道千乘之國」,老子何以獨不可泛説「萬乘之主」呢?(河上公注:「萬乘之主謂王」。)凡持此種論證者,胸中往往先有一個「時代意識」的成見。此種成見最爲害事,孔子時代正是諸侯力征之時,豈可以高談「無爲」?然而孔子竟歌頌「無爲而治」、提倡「居敬而行簡」,其政治時代意識又在哪裏呢?

最後,我要討論顧頡剛先生的「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史學年報》四,頁一三──四六)的考據方法。此文的一部分,我在上節已討論過了。現在我要討論的是他用《呂氏春秋》引書的「例」來證明呂不韋著書時《老子》還不曾成書。
  顧先生此文的主要論證是這樣的:
  第一,《呂氏春秋》「所引的書是不憚舉出它的名目的。所以書中引的《詩》和《書》甚多,《易》也有,《孝經》也有,《商箴》、《周箴》也有,皆列舉其書名。又神農黄帝的話,孔子、墨子的話,……亦皆列舉其人名」。這是顧先生説的呂書「引書例」。(朔雪寒註:顧頡剛也沒熟讀《孫子兵法》啊!這也是他在外國人來信徵詢孫子年代時鬧笑話的主要原因。《呂氏春秋》引《孫子兵法》也不曾具名是出自《孫子兵法》。為什麼如此呢?一個很簡單的解釋是,因為那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東西,猶如韓非所說他韓國境內的人都收藏了《孫子兵法》一樣,到底還需要說引文出自哪裡做什麼?)
  第二,然而「《呂氏春秋》的作者用了《老子》的文詞和大義這等多,簡直把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進去了,但始終不曾吐出這是取材於《老子》的」。
  因此顧先生下了一個假設:「在《呂氏春秋》著作的時代,還沒有今本《老子》存在」。
  我對於顧先生的這種考據方法,不能不表示很深的懷疑。我現在把我的懷疑寫出來供他的考慮。
  第一,替古人的著作做「凡例」,那是很危險的事業,我想是勞而無功的工作。古人引書,因爲沒有印本書,沒有現代人檢査的便利;又因爲沒有後世學者謹嚴的訓練,錯落幾個字不算什麼大罪過,不舉出書名和作者也不算什麼大罪過,所以沒有什麼引書的律例可説。如孟子引孔子的話,其與《論語》可以相對勘的幾條之中,有絶對謹嚴不異一字的(如卷三,「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有稍稍不同的(如卷五「大哉!堯之爲君」一章),有自由更動了的(如卷五「君薨聽于冢宰」一章,又卷六「陽貨欲見孔子」一章,又卷十四「孔子在陳」一章),也有明明記憶錯誤的。(如卷三「夫子聖矣乎」一段,對話的人《論語》作公西華,孟子作子貢,文字也稍不同。又如卷五「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作孔子告樊遲的話,而孟子作曾子説的話。)我們若試作《孟子》引書凡例,將從何處作起?
  卽以《呂氏春秋》引用《孝經》的兩處來看,就有絕對不同的義例:
  (1)〈察微〉篇(卷十六):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孝經》諸侯章)
  (2)〈孝行覽〉(卷十四):
  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孝經》天子章)
  前者明舉「《孝經》曰」而後者不明説是引《孝經》,《呂氏春秋》的「引書例」究竟在哪裡?(朔雪寒註:明明就是一個簡單已極的常識認知問題,偏生疑古者要把明引、暗引中的暗引的可能性全部取消,以致於鬧出這等笑話。但最可笑的是,還有一大堆學者相信這種鬼扯!)
  第二,顧先生説《呂氏春秋》「簡直把老子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進去了」,這是駭人聽聞的控訴!
  我也曾熟讀五千言,但我讀《呂氏春秋》時,從不感覺「到處碰見」《老子》。所以我們不能不檢查顧先生引用的材料是不是眞贜實據。
  顧先生引了五十三條《呂氏春秋》,其中共分幾等:
  甲,他認爲與《老子》書「同」的,十五條。
  乙,他認爲與《老子》書「義合」的或「意義差同」的,三十五條。
  丙,他認爲與《老子》書「甚相似」的,二條。
  丁,他認爲與《老子》書「相近」的,一條。
  最可怪的是那絶大的乙項「義合」三十五條。「義合」衹是意義相合,或相近。試舉幾個例:
(1)
〔老〕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四八)
〔呂〕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精諭)
(2)
〔老〕不自見故明。(二二)自見者不明。(二四)
〔呂〕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任數)
(3)
〔老〕重爲輕根。……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二六)
〔呂〕以重使輕,從。(慎勢)
  這種斷章取義的辦法,在一部一百六十篇的大著作裏,挑出這種零碎句子,指出某句與某書「義合」,已經是犯了「有意周内」的毛病了。如第(3)例,原文爲:「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朔雪寒註:〈司馬法.天子之義〉:「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司馬法.嚴位〉:「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按照顧頡剛的標準,這也很像了!)
  試讀全篇(〈慎勢〉篇),乃是説,「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國愈大,勢愈尊,實力愈多,然後成大業愈易。所以滕、費小國不如鄒、魯,鄒、魯不如宋、鄭,宋、鄭不如齊、楚。「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此篇的根本觀念,和《老子》書中的「小國寡民」的理想可説是絶對相反。顧先生豈不能明白此篇的用意?不幸他被成見所蔽,不顧全篇的「義反」,衹尋求五個字的「義合」,所以成了「斷章取義」了!他若平心細讀全篇,就可以知道「以重使輕,從」一句和老子的「重爲輕根,静爲躁君」一章絕無一點「義合」之處了。
  其他三十多條「義合」,絶大多數是這樣的斷章取義,强爲牽合。用這種牽合之法,在那一百六十篇的《呂氏春秋》之内,我們無論要牽合何人何書,都可以尋出五六十條「義合」的句子。因爲《呂氏春秋》本是一部集合各派思想的雜家之言。無論是莊子、荀子、墨子、慎到、韓非(是的,甚至於韓非!)都可以在這裏面尋求「義合」之句。卽如上文所舉第(1)例的兩句話,上句「至言去言」何妨説是「義合」於《論語》的「予欲無言」一章?下句「至爲無爲」何妨説是「義合」於《論語》的「無爲而治」一章?
  所以我説,「義合」的三十多條,都不够證明什麼,都不够用作證據。至多衹可説有幾條的單辭隻字近於今本《老子》而已。
  再看看顧先生所謂「同」或「甚相似」的十幾條。這裏,有三條確可以説是「同」於《老子》的。這三條是:
(4)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呂.樂成〉篇)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四一章)
(5)
  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呂.制樂〉篇)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老子》五八章)
(6)
  故曰,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呂.君守〉篇)
  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呂.論人〉篇)
  不出於門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呂.先己〉篇)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老子》四七章)
  除了這三條以外,沒有一條可說是「同」於《老子》的了。試再舉幾條顧先生所謂「同」於《老子》的例子來看看:
(7)
  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一。(〈呂.大樂〉篇)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老子》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老子》二五章)
(8)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呂.貴公〉篇)
  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呂.審分〉篇)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老子》十二章)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十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老子》三四章)
(9)
  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呂.貴生〉篇)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老子》十三章)
(適按:《老子》此章以有身爲大患,以無身爲無患,與〈貴生〉篇義正相反。但《呂》書〈不侵〉篇也曾説:「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必須有此一轉語,《呂》書之意方可明瞭。)
  這幾條至多衹可以説是每條有幾個字眼頗像今本《老子》罷了。此外的十多條,都是這樣的單辭隻字的近似,絶無一條可説是「同」於老子,或「甚相似」。如〈行論〉篇説:
  《詩》曰:「將欲毁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
  顧先生説:「這兩句詩實在和《老子》三十六章太吻合了」。
  《老子》三十六章説: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韓非.喻老〉篇作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兩段文字中的動詞,沒有一個相同的,我們可以説是「吻合」嗎?《呂》書明明引「詩曰」,高誘注也衹説是「逸詩」,這本不成問題。頡剛説:
  若認爲取自《老子》,那是犯了以後證前的成見。(《史學年報》四,頁二三。)
  這是頡剛自己作繭自縛。從高誘以來,本無人「認爲取自《老子》」的。
  又如《呂氏春秋》〈任數〉篇引申不害批評韓昭侯的話:
  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
  這是當時論虛君政治的普通主張,教人主不要信任一己的小聰明。此篇的前一篇(〈君守〉)也有同樣的語句:
  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
  若以《呂》書引申不害爲可信,我們至多可以説:〈君守〉篇的一段是用〈任數〉篇申不害的話,而稍稍變動其文字,引伸其意義。然而頡剛説:
  這一個腔調與《老子》十二章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甚相似。
  這幾段文字哪有一點相似?難道《老子》書中有了目盲、耳聾,别人就不會再説目盲、耳聾了嗎?説了目盲、耳聾,就成了老子腔調了嗎?(朔雪寒註:〈尉繚子.兵談〉:「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此句銀雀山漢墓竹簡〈尉繚子.兵談〉作:「〔心之生智〕,耳之生聰,目之生明。然使心狂者誰也?難得之貨也。使耳聾者誰也?曰□□□□。〔使目盲〕者誰也?曰□澤好色也。」是直接引自《老子》而稍加變動!這種引文實在太多了!遠比同時期的申不害更「相似」,不是嗎?)
  這樣看來,頡剛説的老子五千言有三分之二被吸收在《呂氏春秋》裏,是不能成立的。依我的檢查,《呂氏春秋》的語句衹有三條可算是與老子很相同的(「大器晚成」條,「禍兮福之所倚」條,〈君守〉「不出户而知天下」條。);此外,那四十多條,至多不過一兩個字眼的相同,都沒有用作證據的價值。
  第三,我們要問:《呂氏春秋》裏有這三條與《老子》很相同的文字,還偶有一些很像套用《老子》字眼的語句,但都沒有明説是引用《老子》,──從這一點上,我們能得到何種結論嗎?
  我的答案是:
  (1)《呂氏春秋》旣沒有什麼「引書例」,那三條與今本《老子》很相合的文字,又都是有韻之文,又都有排比的節奏,最容易記憶,著書的人隨筆引用記憶的句子,不列舉出處,這一點本不足引起什麼疑問,至少不够引我們到「那時還沒有今本《老子》」的結論。因爲我們必須先證明「那時確沒有今本《老子》」,然後可以證明「《呂氏春秋》中的那三段文字確不是引用《老子》」。不然,那就又成了「丐辭」了。
  (2)至於那些偶有一句半句或一兩個字眼近似《老子》的文字,更不够證明什麼了。頡剛自己也曾指出《淮南子》的〈原道〉訓「把老子的文辭,成語,和主義,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而不一稱『老子曰』。然而他寫到後來,吐出一句『故老聃之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史學年報》四,頁十六。)。頡剛何不試想,假使〈原道〉一篇的前段每用一句《老子》都得加「老子曰」那還成文章嗎?我們試舉上文所引《呂氏春秋》的第(8)例來看看: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
  假定這種裏面眞是套了《老子》的「生而不有,爲而不恃」,請問:如果此文的作者要想標明來歷,他應該如何標明?他有什麼法子可以這樣標明?頡剛所舉的五十條例子,所謂「同」,所謂「義合」,所謂「甚相似」,至多不過是這樣把《老子》的單辭隻字「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在行文的需要上,絕沒有逐字逐句標明「老子曰」的道理,也絕沒有逐字逐句標明來歷的方法。所以我説,這些例子都不够證明什麼。如果他們能證明什麼,至多衹能够暗示他們套用了《老子》的單辭隻字,或套用了《老子》的腔調而已。李侯佳句往往似陰鏗,他雖不明説陰鏗,然而我們絕不能因此證明陰鏗生在李白之後。
☆☆☆☆☆
  顧先生此文的後半,泛論戰國後期的思想史,他的方法完全是先構成一個「時代意識」,然後用這「時代意識」來證明《老子》的晚出。這種方法的危險,我在前面第(三)、(四)兩節已討論過了。

我已説過,我不反對把《老子》移後,也不反對其他懷疑《老子》之説。但我總覺得道些懷疑的學者都不曾舉出充分的證據。我這篇文字衹是討論他們的證據的價值,並且評論他們的方法的危險性。中古基督教會的神學者,每立一論,必須另請一人提出駁論,要使所立之論因反駁而更完備。這個反駁的人就叫做「魔的辯護士」(Aavocatus diaboli )。我今天的責任就是要給我所最敬愛的幾個學者做一個「魔的辯護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丈。我攻撃他們的方法,是希望他們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評他們的證據,是希望他們提出更有力的證據來。
  至於我自己對於《老子》年代問題的主張,我今天不能細説了。我衹能説:我至今還不曾尋得老子這個人或《老子》這部書有必須移到戰國或戰國後期的充分證據。
  懷疑的態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證據不充分時肯展緩判斷(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氣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一九三三年元旦改稿。

早期發表在臉書的相關看法:
  十幾年前寫《孫子兵法論正》,發現的一個最令人驚訝的學術現象是,當疑古者提出一個所謂的「證據」後,居然沒人去檢驗究竟這樣的證據是怎麼得出來的?在那時由於都是疑古者,因此他們不去檢驗他們的前輩,事屬正常!可是到了《道德經論正》所接觸到的疑古與反疑古兩大陣營,居然只有一個提出了譬如梁啟超「仁義」等說的來源,但即便提出了來源,表明了不是梁啟超所「原創」!居然學者也不去探討這樣的「證據」是怎麼得出的?是否具有有效性?(總不能疑古者說老子是火星人也要去駁吧)譬如,「主」這個字,錢穆不僅用它來「考證」或者說「證偽」《孫子兵法》,又再次拿來用在《道德經》上面,這裡的「邏輯問題」真的很嚴重。既然《孫子兵法》與《道德經》這些學者都還沒「確定」它的年代,怎麼能反過來說「仁義」是戰國時代才開始使用的呢?而且若說一本也就罷了,明明是兩本春秋時期的書都有仁義(論正本《孫子兵法》已從竹簡復原為只有仁),當初那個說「仁義」只有戰國時代才可以用的人是怎麼做出結論的呢?數據在哪呢?結果,一經統計,這種荒謬的論述,便敗的非常慘。梁啟超說「仁義」是孟子的「專賣品」,卻不知道這專賣品的意思是什麼?孟子第一個開始用?只有孟子可以用?還是孟子是用得最多的一個?顯然,既然說是「專賣」,就只能是第一或第二個選項。可惜,不僅講最早用孟子排不上邊(易經已有、孔子也用),講只有孟子可以用更是違背事實,而即便講他是用最多的一個也很不幸的被統計數據所打敗。因為墨子甚至還專門寫了一篇〈貴義〉來探討何謂仁義,若說量墨子與荀子,一前一後都用得比他多。所以這個原本就違背邏輯論證的荒謬的論述,自然沒有任何的價值。然而,這麼多學者卻從沒去探討是誰做出這個結論的,以及它為什麼會有效?而反方也只是一昧的去探討說早於孟子的人已經用了,但也只是舉出一兩個例子來駁(其實也夠了,但對於疑古者這些懷有深度偏見者,遠遠不夠),沒有人去探討為什麼誰說了這個,它便是一條「真理」!
  類似這樣的絕對荒謬,普遍的存在於疑古者的考證文章之中。而反疑古的陣營,也不能針對這點加以發揮,也是令人無言的!但總算,最終,這些謬論都將了結了!
  以下,胡適的相關說法,如果讀者以為這已經可以打死一堆疑古者,那麼各位將無法相信何以現在的局面卻是「非一人一時之作」成為主流!悲哉!

《中文資訊處理》技術大綱

  以下這張表格,大概始於2007年左右的計畫大綱,雖然個人早有計劃把中文資訊處理的所有技術跑過一遍。但真正寫這張表還是在2007年左右的事情。轉眼間,已經過了快十年了。許多技術都摸過了:字型技術(細項太多不列舉)、繁簡轉換、自動校對、文書處理、輸入法(預測與拆型)、中文分詞、詞庫、電子書、文本比對等等,被浪費的時間實在太多了,整個進度延宕至今,一直無法順利的進入語義理解工程的建構。沒有語義理解技術,預測型輸入法(如超自然輸入法)、自動校對、自動翻譯、語音識別,都無法有質的飛耀!人工智慧就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了!
  目前關於「中文資訊處理」的書籍,其實也只有一本講得「夠多」的,也就是Ken Lunde的《中日韓越資訊處理》,但事實上,根據個人多年來的摸索,這本厚厚的經典,對於「中文資訊處理」的部份也只是講到了一點皮毛而已。對於每一種個人已經摸索過的技術的思考,多數都寫成了一部分的文字記載下來。成書的時候估計也是很多技術都已經行之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明年,希望可以進入語義工程的建設了!今年年底的超自然輸入法,大概也只能放幾個簡單的模型進去,試試有模型與無模型在預測上的差異!但若要達到0.35鍵一個字的輸入效率,則非完成語義理解模型建構不可。
  沒有語義理解技術,卻奢談自動翻譯、語音識別甚至光學文字識別(OCR。目前只有這項技術的辨識率是很高的!但只限於當代印刷品,對於品質校差的印刷品或者民國以前的古籍,用無能為力來形容也是不過分的!)能達到多少精確度,我想那都是給一般民眾錯誤的資訊。幾個月前,大企業說能自動辨識貓了,於是後來連超級電腦都沒有的小公司也出來說自己能辨識很多貓了!我不禁想問,狗辨識出來了嗎?人辨識出來了嗎?幾個月過去了,還是只有辨識出貓嗎?
  以上,希望明年有機會再看到自己的計畫大綱時,是語義理解已經完成的時候了!

2015.12.14 朔雪寒


中文資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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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字型
向量字型
點陣字型
動態組字
字型元素、骨骼、特徵萃取
嵌入式字型

造字相關技術

語音合成輸出
語音特徵萃取、語音合成、平人語音(語音骨骼)
輸入
鍵盤輸入
拼音輸入法(如注音)
拆形輸入法(如倉頡)
其他(如筆劃等)
手寫輸入

語音輸入

光學辨識輸入
硬體相機、輪廓識別、字體修復、自動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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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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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2日 星期六

《道德經論正》徵引文章:高亨《老子正詁》前記

  這一篇還是犯了一些固有的錯誤,畢竟當代流傳下來的古書遠遠不及當時實際總數。至於實際總數究竟是多少,也只能從歷代的目錄進行統計概率上的反推,結論是概率性的結論。「老、李」二姓的來源也是如此,如果哪天挖出了竹簡、帛書證明春秋時期即有李姓,高亨的說法便會被馬上推翻。至於用音韻來證明兩者的相近,如果以此為標準,能「通」的字實在太多。另一個問題在於,古人寫異體字或別字,不表示當時就是不分的。而且古文字在秦始皇統一之前,是很紛亂的諸國文字並存的狀態,不能以此便以為古人的姓氏無本字。因為果真如此,古人如何溝通?姓氏尚且無本字,其他更次要的概念反而有本字?若以「璞、鼠」之說論之,難道能說當時無本字?因此,高亨的這些說法都是欠妥的。

  〈戰國策.秦策三.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樸。周懷璞過鄭賈曰:『欲賣樸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樸,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尹文子.大道下〉:
  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老子正詁前記

(十九,三,老子正詁上册)

  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史記.老子傳〉事略而辭疑,蓋老子之平生,司馬遷所莫能詳也。就其近者言之,老子傳曰:「老子者,姓李氏。」然則奚爲稱老子?解者紛紜,俱所未安。亨按「老、李」一聲之轉,老子原姓老,後以音同變爲李,非有二也。請列四證以明之:
  周秦舊籍,若《莊》、《荀》、《韓非》、《吕覽》、《禮記》、《國策》等,於孔、墨大師皆舉其姓,獨於老子則稱老聃而不稱李聃,皆稱老子而不稱李子,明見老子原姓老矣。其證一也。
  古有老姓而無李姓。《世本》:「顓頊子有老童」。《風俗通義》:「老氏,顓帝子,老童之後。」。〈左氏.成公十五年〉傳:「宋有司馬老佐。」(杜注:老佐,戴公五世孫。)又〈昭公十四年〉傳:「魯有司徒老祁。」。老佐、老祁,蓋皆以老爲姓,雖不必出於老童,然古有老姓,可以論定。故商之老彭,楚之老萊,余亦疑一其原姓老也。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無姓李者。惟〈左氏.閔公二年〉傳:「晉有里克。」。(〈吕覽.先己〉篇注,引作李克,乃後人改里爲李耳。)〈昭公十八年〉傳:「鄭有里析。」。〈魯語〉:「魯有里革。」。然皆作「里」不作「李」。(〈史記.循吏傳〉,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左傳》作士離,不作李。)《戰國策》始有李悝、李克、李談、李牧,《韓非子》始有李克、李史,是李姓之起甚晚。老子之世,未聞有之。然則老子原姓老,明矣。其證二也。
  古人姓氏,多無本字,借同音字爲之,所借各異,故一姓往往歧爲數姓,如〈晉語〉所記黄帝子十二姓,其己姓則歧爲姒姓,爲允姓;其任姓則歧爲娀姓,爲南姓;其依姓則歧爲偃姓,爲嬴姓(本劉師培説)。若是之類,不可歷舉。至荀卿亦作孫卿,田仲亦作陳仲,鄒衍亦作騶衍,惠子亦作慧子,更無論矣。故「老」之變「李」,亦語轉而然,與此例同。其證三也。
  古韵「老」屬「幽部」,「李」屬「之部」,二部音近,古或不分,此事於《老子》本書卽足以明之。二章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爲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教」屬「幽部」,事辭有恃屬「之部」,此二部通諧之一驗也。
  九章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鋭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退身,天之道。」。保、守、咎、道屬「幽部」,已屬「之部」,此二部通諧之二驗也。
  十四章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首、後、道屬「幽部」,有、始、紀屬「之部」,此二部通諧之三驗也。
  三十三章曰:「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壽屬「幽部」,富、志、久屬「之部」,此二部通諧之四驗也。
  之、幽通諧,在《老子》書,無處不然,蓋其時、其地二部必未分也。老、李二字,其聲皆屬來紐,其韵又屬一部,然則其音相同甚明,唯其音同,故由「老」而變爲「李」。其證四也。(又按:教屬宵部,後屬侯部。余亦以幽部概之者,因幽、宵、侯三部相近。)
  由斯觀之,「老、李」本一,蓋無疑問。馬叙倫《老子竅詁》卷首,有老子、老萊子、周太史儋、老彭是非一人考,老子姓氏、名字、鄉里、仕宦、生卒考,二篇。蒐故抒新,論老子之平生,已爲詳密。馬氏後之專篇考證,亦其文具存,故余弗重述,而特著此一於本書之首。
  民國十八年十月九日高亨記。

策略分類:雜記

  對策略進行分類的計畫,打從我開始撰寫《孫子兵法論正》之時便展開了。由於在閱讀先秦兵法的當時,我發現兵法中許多的概念被用不同的論述形式重複著。有些兵法應該歸為一類,有些兵法有多數概念重複而僅有少部份差異存在。一方面我覺得這些材料對校勘《孫子兵法》很有益處,一方面也看到了對兵法進行分類之後的其他價值所在。於是我在屢次閱讀先秦兵法的同時,開始拆解並分類歸納所有的兵法規則,往後更旁及先秦以後的兵書。對先秦兵書的分類最早產生了《兵十二論》,往後經過一兩年的思考,又從這裡衍生出了兵家哲學、兵學現代化三部曲《策略的哲學》、《管理的哲學》及《中樞的哲學》三本書的構想。同時我也用了不少的時間先完成了《策略的哲學》,「策略分類學」的概念便內含於其中。
  「策略分類學」是一項重大的兵法思想創造,就好像古希臘時代亞里斯多德開啟了對生物進行分類的思想一樣。生物分類學有助於我們更加的理解生物,策略分類學也有助於我們更加的理解策略。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藉由已知而求未知。譬如策略分類學可以普遍適用於各種領域,因為他的框架非常抽象,因此具有普適性。
  在除夕夜,找了幾個朋友敘舊。其中一位為國防醫學院分子生物學博士,以下簡稱甲君。我將我的策略分類學的概念介紹給他。我說現在西方醫學的歷史還很短,很多醫療手法還不完備,如果能借用我目前提出的策略分類學中關於「制約敵人」的分類綱目,藉由這六大分類綱目與目前的醫療方法進行比對與歸類的動作,將有助於發現新的醫療手法。或許這些新的方法可以與舊的方法結合使用,或許這些新的方法比舊的方法好。
  為了能把這個概念與發明介紹給他,我請甲君列舉目前西醫治療肝癌的方法,即時將之加以分類。以使他感受這個方法的威力。於是他舉出目前的肝癌療法,大概不出五種:

一、標靶藥物。
二、切除腫瘤。
三、化療。
四、換肝。
五、心理慰藉。(類似古代中醫祝由科,屬於無法之法,但鮮少有奇蹟出現。)

  今日我又上網找了其他肝癌療法,一併列之於下:

【聯合報╱施凱倫/彰化基督教醫院肝膽胃腸科醫師 吳姿美/腫瘤中心肝癌個案管理師】
2009.12.26 03:01 am

很多人得知自己得到肝癌時,往往將癌症與死亡畫等號,其實不然。

腫瘤治療方法很多,除開刀治療,尚有局部治療、肝動脈血管栓塞治療…等。要選擇哪種方法,醫師會整體考量。所以隔壁王先生選擇肝動脈栓塞,您不一定適合;有些藥物目前無健保給付且昂貴,對病人負擔大。

常見的肝癌治療方法

1.手術治療:目前認為可完全根除癌細胞,但仍須評估病人是否合適受術。

2.經皮消除治療:無法開刀的病人,腫瘤小於5公分時,可採經皮消除治療,包括射頻燒灼和酒精注射治療;讓腫瘤壞死,消滅癌細胞。若腫瘤不是很大,數目不多,經皮消除治療有不錯療效。通常僅須在治療前施打鎮定劑及止痛藥即可,是治療小型肝癌安全有效的方式。

3.肝動脈血管栓塞治療:若是腫瘤較大,仍未有血管或遠端轉移,可作血管栓塞治療。將栓塞物質打入供應肝腫瘤的肝動脈中堵死血管,同時打入化療藥物,雙管齊下殺死癌細胞。
4.標靶藥物:當癌細胞已轉移或侵犯血管,以上方式就都無法施行。新一代標靶藥物蕾莎瓦(Nexavar),是多重激抑制劑,能同時抑制多種存在於癌細胞內的激,阻斷腫瘤新生血管的形成,抑制腫瘤生長。目前有許多臨床研究顯示,蕾莎瓦可延長晚期肝癌患者的整體存活率和延長病情惡化達44∼73%,蕾莎瓦可口服;部分病人會有腹瀉或皮膚反應等輕微副作用,但多半可控制,相當安全。不過不便宜,目前健保未給付,需自費。
5.釔90微球體放射療法:是新一代的治療方法,利用許多帶有放射線的微球體,注入供應腫瘤養分的血管中,近距離給予腫瘤高輻射劑量以殺死癌細胞。目前國內外的報告,針對其他治療無效的肝癌患者,也可以有不錯的反應。不過,目前衛生署尚未核准上市,有需要者事前須經過詳細評估,且需通過衛生署專案申請,價格也相當昂貴。

總之,對付肝癌的利器有很多,但患者該選擇何種治療方法,需與臨床醫師共同就您的腫瘤大小、位置、血管侵犯、肝功能…等量身訂做治療方法、甚至合併治療,如此才能期盼達到最佳治療效果 。

【2009/12/25 聯合報】@ http://udn.com/

  我將依照策略分類學「制約敵人」的六大綱目,對這些方法予以分類。以做為展示這個分類法應用在不同領域的威力。
 
六大策略綱目
肝癌療法
削弱
化療、切除腫瘤、經皮消除治療、
肝動脈血管栓塞治療、釔90微球體放射療法
增強

癱瘓
標靶藥物
替換

化解
換肝
轉換

 
  從這個表的分類中,我們可以發現,西式療法集中於其中的「削弱策略」,這很符合標準的西式思維。且其中的化療不僅會殺死癌細胞也會殺死健康的細胞,破壞力十足(於是有了改進的肝動脈血管栓塞治療)。同時我們也發現,其中「增強、替換、轉換」的治療策略尚未被研發出來(僅以以上資料而論)。於是我們便可因此得知可以朝這三個尚未被開發的策略方向進行思考,從而研發或構思出其他治療方法。所謂「構思」意謂當今科技尚無法實現,但可以先進行構思與設計,留待日後科技更加發達或者發現新藥物後才加以實現。
  那麼我們如何來進行「增強、替換、轉換」的治療策略之研發、構思或設計呢?首先我們自然得很明瞭他們的定義,對他們的本質有深刻的把握才行。接著我們首先進行構思、設計,最後才來談是否可以實現、目前有哪些途徑可以實現的問題。
  增強:目前是否有藥物、營養素可以讓這些癌細胞因為「嗜吃」或其他原因而不停吸收,最後爆裂而亡。 或者因為嗜吃某種物質,最後當到達一定的量時導致這些癌細胞自殺。
  替換:是否可以研發其他感染病毒之細胞或病變細胞以取代這些肝癌細胞,譬如人類對果蠅基因突變後,產生一些「具有競爭力」卻「不具有繁殖力以及壽命短少」的果蠅,經過幾個世代後,原本的果蠅被突變的果蠅所取代,整個果蠅便被消滅了。我曾在「替換」的策略中舉例,1796年金納(Edward Jenner)醫師發現感染牛痘病毒後將對致命的天花病毒產生免疫力,於是人類在還沒有感染天花以前便廣泛施打牛痘病毒,以獲取對天花的免疫力,這是屬於預防性的措施。如果已經得了肝癌,就類似於自然界原本就已經存在果蠅一樣,得研發一種新的病毒或非正常細胞以取代已經被誘發癌變的細胞,或再次誘發癌變細胞進行其他變化,這些細胞類似基因突變的果蠅,具有競爭力卻不具有繁殖力,並有壽命短少,或者具有可接收某些化學物質指令以便啟動自殺功能之特性。
  轉換:轉換必須有一個介面,譬如可以在原本的肝臟旁培植一個特別的組織,這個組織可以吸引這些癌細胞,將這些癌細胞全部吸引後,便可將此組織切除(此時便利用到削弱策略的切除腫瘤策略)。或者研發一種病毒,專門感染癌變細胞,這種病毒感染癌變細胞後會使這些細胞自殺或停止自我複製(使病症不至於惡化)。
  同時,「削弱」策略日後亦可由具有人工智慧的奈米機器人代勞,而不一定需要採用化學手段。
  我不知道這些知識與構想是否能被甲君所接受,但我想我向他推廣這些概念,一方面是希望有助於他的學業、研究與論文創新性,一方面也希望能將這些概念慢慢的藉由少數人推廣到多數人,從而使整個醫學界開始習慣於策略分類的思考模式,豐富自己的治療策略與手段。我想受惠最大的最終仍然會是全人類,而不僅僅只是少數人而已。
  同時,以上僅是列舉「制約敵人」這個面向,事實上還有「增強自己」這個面向,也同樣可以用來增進肝癌治療效用與效率。
 
朔雪寒 2010.2.14

關於劉基《郁離子》以及東周時代的重新認識


(以下涉及《暗箭:孫龐鬥智》劇透,不喜莫入。)
什麼樣的年代會是一個尷尬的時代?以至於讓人無法第一時間認為這個年代的書籍中還可能存在東周時代的文獻!
  什麼樣的體裁的書籍又會讓研究東周歷史的人,予以忽略?而當沒有相關的學者看過這樣一本書時,他就被因此遺忘了數百年。
  關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文獻整理,可以說在宋朝就劃下句點了。宋朝對於東周文獻的整理,主要有幾人。其一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1019—1083),他曾經參與校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等書;其一是司馬光(1019—1086),他撰寫了《資治通鑑》,最後則是註釋《資治通鑑》的胡三省(1230—1302)。胡三省的年代其實已經涉入元朝,但不可否認,他手頭上還有不少與東周時代有關的文獻足以讓他註釋《資治通鑑》的相關部份,如《孫臏考》中引用的關於「孫臏臏腳改名」的說法就出自於此。
  因此,元朝以後,也沒有聽過哪個大學問家、大藏書家家中還藏有什麼東周文獻的事情,至於民國左右,世界各地如日本、韓國所保留的早期傳過去的中國文獻裡,也鮮少聽人提過有什麼東周文獻的。
  但在現有的文獻中發現藏有更早期文獻內容的事情,在我個人的經歷中就有數件,譬如《群書治要》中的先秦諸子,就有許多是今日的版本中所欠缺的內容,《長短經》也有不少,甚至仔細去看唐朝以前的大書,都能找到一兩則激勵人心的重要資訊。
  因此,能在普遍被認為是成於明朝的著作中發現東周時代的文獻,確實令人喜上眉梢。這本書的作者就是明朝開國功臣,被認為是諸葛亮之後最出色,甚至是唯一可以被相提並論的明朝開國軍師,劉基(1311—1375)。書就叫作《郁離子》。
  由於《郁離子》是一本寓言書,因此在體裁上,容易被人忽略。因為既然是寓言書,裡面的內容自然都可能是劉基自己編寫的。既然如此,又怎會保留什麼東周文獻呢!何況當其中提到的許多東周人物,只有在極為熟悉東周歷史的人才有辦法看出其真實性以及彼此的關聯性時,這本書在這方面的價值,自然不會被人發現。從而被從明朝開國之後,一直雪藏自今。
  那麼,我們怎麼確定呢?一是內容格式上的差別,當郁離子要講述一番大道理時,如果不是郁離子自己現身說法,就是講述一則寓言。而這樣的寓言,裡面所牽扯到的人物多數居然都跟東周時代有關,好像從東周至元朝,沒有其他的人物值得用來當成寓言的主角一樣,而事實上裡面所提到的東周時代的人物也不見得有名氣,甚至從來沒有在其他東周文獻中看過的。
  於是我居然在其中發現了關於「孫臏」以及「景舍」,還有《孫臏考》、《暗箭:孫龐鬥智》所描寫的那個時代的幾則新故事。
  我僅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劉基為了編一則寓言,而能在幾則不同的寓言中,體現了吻合那個時代的氛圍、各國人物的關聯性之不可能。因為,戰國時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時代,太多人根本搞不清楚誰誰是誰、誰所處的時代的特色。同時,那一則跟孫臏有關的,又在另一個方面證明了《郁離子》中所提到的東周時代的寓言,其實是出於劉基的收錄,而非自創。
  譬如裡面提到一個叫做「熊蟄父」的人,他是戰國時代的人,關於他的寓言就有四則,列如下:

〈郁離子.飲漆毒水〉:
  熊蟄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於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為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為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王民而國非王國矣。」

〈郁離子.烏蜂〉:
  杞離謂熊蟄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為蜜,烏蜂不能為蜜而惟食蜜。故將墐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眾嚌而殺之。今居於朝者,無小大無不胝手瘃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也。而子獨邀以食,先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於楚國者也。旦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為烏蜂也。」熊蟄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為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郁離子.論樂〉: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梲敔,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築笛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於啟蟄,而鳴於日至,則夭道變;雞不鳴於向晨,而鳴於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蟄父不仕〉:(杞離為楚國人跑到宋國?)
  宋王欲使熊蟄父為司馬,熊蟄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吾將以為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蟄父氏,不遇,遇其僕於逵,為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於中國,獵蛇以為糧。之齊,齊人館之厚,客喜,侑主人,以文镻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為其薄也。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退。
  沒有劉基所保留的這四則寓言,我們根本不知道誰是「熊蟄父」,接著我們從交叉比對中,看出「熊蟄父」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故事也是真的。「熊蟄父謂子離」、「杞離謂熊蟄父」是同一對人物的兩個對談,從對談中可見「熊蟄父」是楚國人,這也符合「熊」這個姓氏的源頭,因為楚國的皇室貴族就是熊氏。如《暗箭:孫龐鬥智》提到的楚太子商就是熊氏,稱為熊商。同時,「熊蟄父」批評的「司馬發」就是「景舍」,景舍字子發。而另一則與他對談的宋王就是「宋王偃」,宋國國君原本是「公爵」,直到「宋王偃」才稱王。(也就是《暗箭:孫龐鬥智》緊接著要提到的故事)之所以說「司馬發」就是景舍,乃在於「景舍」確實是當時楚國的司馬,也曾經治理楚國(其他的就不方便多說);而史上唯一與「宋王」能扯上關係的「司馬發」就是「景舍」。因為這是同一時代的事情。(根據其他故事記載可知,此楚王乃楚威王。而「熊蟄父」從中也可看出他是個懂兵法的人物,景舍治國其實也就在楚威王之時。那時昭奚恤退位了!)
  一本寓言書,我們是看他的寓意,而不會去管其中提到的人物是否具有真實性。這一點,寫作寓言的人也必然理解。重點不在於寓言中人物的真實性,而是寓言所要傳達的意思。換句話說,劉基沒有必要為了塑造一個根本就從不被人認識的「熊蟄父」,而顧及到了他所處時代彼此之間的關聯性。
  又如:
〈郁離子.雲夢田〉: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邀江乙使言於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於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人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為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為恩乎?」景睢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從這一則也可以看出,楚王就是楚宣王,因為安陵君就是他的寵臣。而江乙,我想《暗箭》的讀者也不再陌生。楚王、安陵君、江乙,確實符合《戰國策》提到的人物年代、個性,假設劉基要講一則寓言,當然有可能借用戰國時代的人物組合來編一個故事,但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這是一則真實的記載。而景睢,則是景舍的族人。(即將登場)這符合那個時代可以「邀江乙使言於安陵君」的可能人選。(因為景舍是當時楚國大司馬)

  我們再看一則:
〈郁離子.燕文公求馬〉: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卑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命人強之,逃。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無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惡夫自炫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於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強也,而卒得舜;寧戚飯牛以自售於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寧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從楊寬揭露「蘇秦、張儀」之故事之不可信,以及1972年長沙馬王堆出土了《戰國縱橫家書》之後,整個蘇家人的年代都被往後調了。我在《孫臏考》中也認為張儀、蘇秦的故事,在年代上有問題,也對楊寬等人的說法存疑(因為他們論證的路數有問題),但一時很難找出真正的原因。看完這一則燕文公與蘇代的例子,我們可以肯定今人對於張儀與蘇秦,尤其蘇秦一家兄弟的年代推論也是有問題的。而且正確的答案還沒有出現。從其中,「巫閭大夫」提到的「中行伯、齊國之高、鮑兩氏、叔向」等人的事蹟,又讓我們確定,這是劉基收錄了古代的故事進入《郁離子》以表達他自己的想法,而非自己的編造。否則藉由「巫閭大夫」以提到上一代那個完全符合年代資訊與人物的故事,以表達一個簡單的寓言,是令人多麼不可思議呢!
  而最重要的,可以讓我們更理解《孫臏考》、《暗箭:孫龐鬥智》這個時代,並對這個時代的一些經典事實,有更深入的理解的,卻是以下三則:

〈郁離子.蛩蛩駏虛〉: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啟,寢興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奭謂孫子曰:「子知蛩蛩駏虛之與蟨乎?蛩蛩駏虛負蟨以走,為其能齧甘草以食己也,非憂其將為人獲而負之也。今子為蟨而田子蛩蛩駏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郁離子.齊伐燕〉: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蘇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亡民,亡民首鼠,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道鼠,而言於王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郁離子.待士〉:
  齊宣王與盼子游於囿,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鱉,而澤處其鴻雁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雁,雞鶩飽其狐狸乎?」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雁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雁、魚鱉,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鬥,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禦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於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鱉。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饋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雁。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猿。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為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不惜人食,臣養禽獸者,為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王之榘度,強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脯,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為相。齊國大強秦、楚,致霸,盼子之力也。

  「蛩蛩駏虛」今日可見,出自以下先秦文獻:

〈說苑.復恩〉: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源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呂氏春秋.不廣〉:
  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
  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卻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

  此語最初出自博學的孔子口中,後來《呂氏春秋》也給予了記載。但我們並不知道,原來這個故事竟與孫臏、田忌有關。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鄒奭借用孔子的話,來講述寓言,以暗示「新來的」孫臏,完全符合人情義理。甚至鄒奭用「蟨」來比喻已經被臏了腳的孫臏,可以說是完全符合孫臏奔齊時的狀態。有了劉基的這則節錄,我們對當時孫臏奔齊後所遭受的待遇便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後來孫臏有沒有隨著田忌一道奔楚,顯然就再無疑問了。
  從〈郁離子.齊伐燕〉,我們不僅深入的理解了〈孫臏考.取燕之戰〉中的細節、前因後果。明白了,為什麼匡章能用五旬(五十天)的時間取燕,卻無法守住的原因。而那原因原本是消失在當前的文獻中的。但我們從這則記載中,完全理解了!那是因為蘇厲用了一個計謀,破壞了整個結果。此外這也更加確證了我在〈孫臏考.取燕之戰〉提到的《陳璋方壺銘文》中參戰的確實就是田忌,同時此戰也比照馬陵、桂陵兩戰,軍師仍然是孫臏。
  而〈郁離子.待士〉記載「齊宣王與盼子」對談,盼子就是「田朌」,這就又更加的證明了我在〈孫臏考.濮上之戰〉、〈孫臏考.救周之役〉關於田朌、田忌的論述,因為:
  〈戰國策.齊策六.濮上之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為辭而攻之,亦可。」
  同時可知,此時齊國宰相當即是老臣田朌。
  凡此,我們能從《郁離子》這本被整個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者所遺忘的書裡得到的「新發現」,簡直不可勝數。如果要我選一條最重要的,又莫過於以下這則:

〈郁離子.秦醫〉:
  楚令尹病,內結區霿,得秦醫而愈,乃言於王,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為其能救己也。是故辛螫澀苦之劑,碱砭熨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為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為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為不足發,謂《素問》、《難經》為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泄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葷心暈腦,入口如鋒,胸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素問》、《難經》一向被疑古者,甚至整個中國醫學史的作者認為是晚出、出於漢朝的著作(尤其《難經》),我在《道德經論正》討論《道德經》從兩篇變成「八十一章」本也打算提到《難經》被分為八十一難,與《道德經》被分為八十一章出於同一時代的氛圍所至,而其成書年代遠在春秋戰國時代。如今,〈郁離子.秦醫〉的這則記載,無疑成為這個論斷的「鐵證」。那麼,誰是「子良」?楚國的子良在東周有三位,一位是春秋時代的公子去疾,一位是春秋末年的坪夜君(曾經是楚國令尹的候選人),一位是楚懷王的上柱國景翠。我們以秦國醫學有名於天下這個特徵來判斷,則可推之,這個子良當是楚懷王時的子良,而且楚懷王中了張儀的計策後,留滯秦國,楚國太子要回來楚國繼位時,此時的子良已經是上柱國了。於是可知,子良與「令尹」的對談,應該就在楚懷王時期。因為扁鵲在秦武王時,曾經去過秦國,後來被秦國名醫李醯所殺,(《暗箭:威震天下》將會提到這則故事)而自商鞅變法,使得秦國氾濫用刑之後,正是秦國醫學起飛之時。因此,這個時代氛圍最符合這則描述。如此一來,我們會說,《素問》、《難經》成於楚懷王以前,並且早已為當時的精英們所熟知。同時,如果以軍功與歷史記載論,這裡的子良當即是「景翠」。而景翠依據歷史記載也確實曾代表楚國與齊國周旋,前299年楚國曾派遣他去齊國獻地以答謝放楚太子回楚國之恩。當其時,楚頃襄王接受太傅慎到的建議,先派景翠前往齊國獻地,而以更年輕的昭常為司馬負責出兵,也符合兩者身份與年紀。(匡章大敗楚相唐眛於重丘後,僅隔一年楚懷王就被秦昭王騙到秦國,最終死於異地。此時除了已經自相位退休的景翠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人有資格成為上柱國而沒有在重丘一戰戰死的。)同時,按照《戰國策》的相關記載,楚懷王時景翠、昭常、景鯉是同時在朝的人。那麼此令尹就可能是昭陽、昭魚或唐眛。如果是唐眛,那麼唐眛後來敗於齊國匡章之手而死,死於前300年。如此一來這段對話只能發生於此前。景翠本人則於前307年擔任楚國宰相,也即令尹。如此一來,此段對話又可上推至前307年以前。因為以這段話的氛圍看來,子良以非上柱國的機率為高。而扁鵲前往秦國也有可能是出自李醯的設計,因為最後扁鵲(古代醫學流派,如墨家鉅子稱號。)也被李醯害死。秦國宰相張儀有一次生病,卻不敢看秦國醫生,而求助於外國。很明顯,就是因為秦醫「所用,無非搜泄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葷心暈腦,入口如鋒,胸腸刮割」,張儀不想冒險(詳見《暗箭:威震天下》)。這牽扯出來的故事又是一大堆了!同時我們當然也留意到了子良的話裡,以「岐伯、俞跗」為古代名醫,而未言及扁鵲。
  除了這些具有絕對價值,並且可以將目前學術界的一些謬論式的定論推翻、將學界的證反再次證反之外,還有太多太多發現。其中與《孫臏考》、《暗箭:孫龐鬥智》有關的還有大梁城何時成為魏國首都的新證據,以及其他。太多了,寫不下。
  讀者們知道我的《老子》成書時間考,被中研院退了。那麼學界會繼續假裝不知道《老子》這本書的作者已經被確定為「李耳」這件事,同時由於我持續被封殺、封鎖。所以在可見的未來,我們不難發現,張士貴、洪先生們繼續剽竊、偷盜我的發現、發明。以至於這些人可以昧著良心,隱藏我對《郁離子》的發現,而繼續恬不知恥的說自己重新發現了《郁離子》的莫大價值,同時重新考證了《素問》、《難經》的著作時間問題,重新考證了所有我的考證成果,或者完全不提他怎麼在《郁離子》中發現這些事實,或者變成了是他的指導教授所指導的。然後,我依然像是一個消失的人,就像孫子、老子被那群既得利益的疑古者搞消失一樣,而弄得好像世上存在《孫子兵法》、《道德經》都是他們的功勞一樣。
  我不在乎的是我曾經幫過人的事蹟,我當初沒有提,以後也不會提。但我在乎的是,這些「狗盜」明目張膽的偷盜我的發明、發現,而整個號稱民主的政府,卻居然就是主謀者之一。甚至還曾經因為盜用了我的「預測」,而「弄巧成拙」。
  如果哪一天我們又見到「國科會」繼續補助那些把《孫子兵法》、《道德經》(《老子》)的作者當成「空氣」,而說這些書是後人「編輯而成」的學者撰寫相關論文,那麼我想,我們也不會太訝異!因為,非如此,這些人怎麼繼續獲得「全民補助」,同時繼續幹著傷害文化來成就自己的事業。
  話說回頭,劉基,這位明朝開國元勳,開國軍師,對國家有莫大貢獻的人,其實卻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刻意貶低他的價值。甚至生前都沒獲得應有的待遇、榮耀,在戰爭時朱元璋稱他為「吾之子房也」,在戰爭後,朱元璋對他的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好像他一點功勞都沒有一樣。希望這篇短文,能讓他以及他的著作《郁離子》,重新受到世人的重視。以此表彰,他對整個中國軍事思想領域的莫大貢獻。(他的兵法著作有《百戰奇略》等書,此書的體裁與格式正與《郁離子》相近。前者有百戰之例,後者有一百九十幾則寓言。)
  十年前,我雖然將這本書定為研究東周時代必看之書,但所幸我當初並沒有看他。否則以我當年的水平,很容易忽視其中存在的價值。就好像我當年過早的看了《長短經》一樣。但似乎這個世界有些特別奇妙的地方,以至於前一陣子,我因為種種原因重新看到他時,我欲罷不能,一次看完。而有了以上以及更多的驚人發現。甚至從其中對於「孫臏」事蹟的其他記載,以及劉基本人軍師身份的特徵,都讓我們不得不感嘆命運之奇妙。中國的軍師,可以說從孫臏開始(姜太公其實算是將軍),而到劉基便劃下了句點。劉基以後也再也沒有值得被提起的人物了。
  如果就時代而言,劉基的時代與胡三省還很接近,劉基的遠祖劉延慶曾任北宋宣都統少保,往後許多祖先也有不少在朝任官的人。這些人都有藏書的實力,他們的書庫,也可能收藏了很多關於東周時代的罕見古籍。因此不僅是劉基的《郁離子》因為保留了眾多的東周時代歷史,而值得我們重視,甚至以此推之,他的其他著作如《春秋明經》等書也可能隱藏了豐富的礦藏值得我們去探勘。
  而我自然也會在往後將這些資料都補充進去《孫臏考》之中,同時《暗箭:孫龐鬥智》的故事也突然之間又更真實、更紮實了!